時間:11/23(日)下午2:00-4:00地點:現流冊店hi□n-l□u tsheh-ti□m
主講人:阮慶岳
主持人:蔣亞妮
側記:王柄富
《銀波之舟》是小說家阮慶岳在2023年出版的小說集,其以虛實交錯的家族記憶書寫,獲得了台灣文學桂冠──今年的聯合報文學大獎。本場講座聯合副刊特邀阮慶岳與作家蔣亞妮對談,在11月23日晴朗的周日午後,鄰近大稻埕的現流冊店,小而溫馨的地下室已經坐滿了聽眾。
「小說就是我的記憶與夢境,也是我的恐懼與救贖。」正像《銀波之舟》所做到的事,阮慶岳以此為題,再一次從我出發,如一條開口的河流,為我們娓娓道來他一生記憶與寫作技藝的由來。
阮慶岳從一張全家福的合影談起。「我是六個小孩中的老四,據我們家人說,我小時候都是嘴巴開開看著別人,很奇怪的樣子。」十歲以前,他與家人同住於屏東潮州鎮,瘧疾研究所的職員宿舍之中,一家人仰賴父親領的兩份薪水,一份是公務員薪水,一份是在瘧疾研究所工作,受聯合國資助、相對優渥的美金薪水。
台灣是第三世界中第一個把瘧疾消滅的國家,阮慶岳苦笑著說,就因為這份工作做得太好,瘧疾研究所後來遭到裁撤,全家因此北上到台北居住。沒有了美金的收入,全家只剩父親微薄的公務員薪水,成為他的一個噩夢,十歲、十一歲之間自己也不懂,日子為什麼突然有這麼大的變化。家中的經濟之外,阮慶岳人生另一個更大的變化是轉入台北的女師附小就讀,原來在屏東的小學,一次老師問同學,是外省人的舉手,全班只有自己跟另一位同學舉手,明明和鄰居從小玩耍,彼此說的都是台灣話,阮慶岳當時才突然意識到自己與別人的不同。
轉入女師附小,情況又顛倒過來,全班幾乎都是外省小孩;但他轉學過來的第一天,班級導師姓陸,他問全班有沒有人聽過屏東潮州鎮,沒有人舉手──「好像我是一個從天上掉下來的人,和這裡的人都沒有關聯。」阮慶岳說,作為一個不那麼純正的外省人,好像再一次成為異類,也更認識自己的特別所在。
據母親宣稱,阮慶岳從小看書,有過目不忘的能力。但轉入女師附小,主教國文的班導陸老師,每一天早上都要他們交互背課文:「當時與我交互背的人,現在想起來是有些霸凌我的成分,譬如說我稍微停一下,他就開始『一秒、兩秒、三秒』,就說不行,說我沒背。好像這樣挫折了幾次,我就發覺我再也沒有辦法背住東西,直到現在。」
「幸好邏輯跟理解的這塊能力我沒有喪失。」相比於需要大量記背的歷史地理,阮慶岳的理科很不錯,高中選擇了甲組,憑藉理科成績考進了淡江建築。阮慶岳說自己很幸運,淡江建築的同學都是師大附中一類的好學校,而自己高中讀的不是什麼名校,還記得上大學後某次回到母校高中,遠遠地看到教官過來,他問自己考得怎麼樣,自己答說淡江建築,教官看著自己好似安慰地說:「沒有關係,爛店也有好貨。」阮慶岳笑說,那時候不知道他在說母校爛還是淡江爛。
在淡江,除了加入籃球隊和打工,阮慶岳還投入大量的時間閱讀。他為我們展示了一張宿舍窗邊的照片,左側,紗窗中隱約的英專路風景;右側,宿舍內牆上密密麻麻的句子,原來都是阮慶岳從書上一首一首抄來的詩。「牆壁寫滿了,又貼上便條紙繼續寫。」他說。當時淡江在文壇滿活躍的,朱天文,以及他系上的學弟丁亞民,還有小他一屆的吳永毅,大學時已經連得兩屆的時報文學獎小說首獎,淡江文藝正風起雲湧。阮慶岳回憶,自己大二大三時,兩大報文學獎才開始,校園文學獎緊隨其後應運而生,大三時阮慶岳路過了淡江五虎崗文學獎的公告,心想不錯,自己也來寫,這是他人生第一次的投稿。
一篇以曹禺的舞台劇名為發想的小說──阮慶岳的〈日出〉獲得了淡江大學第一屆五虎崗文學獎的小說首獎。
「可是得獎之後,我並沒有覺得自己就要走文學這條路。」阮慶岳自述畢業後,兩年在馬祖服兵役,退伍後就準備出國續讀建築碩士。因為彼時的家境不寬裕,申請上賓州大學後的學費是好大一筆錢,打工賺生活費以外,阮慶岳更有意斷絕所有課外書,要專注於賓大的學業。只有一本陳映真的《將軍族》,阮慶岳把它帶在身邊,在想家的時候以為安慰。
那時候沒錢到連學生保險費都沒有繳,沒想到讀到一半十二指腸大出血。阮慶岳回憶當時,覺得完蛋了,打電話回家也沒有用,家裡沒有錢。他想起自己讀過的斷食療法,回到宿舍,一盞檯燈開著,一杯水和《將軍族》放在桌上,他就什麼都不吃,躺在床上三天兩夜,終於慢慢恢復,可以起來走動。
畢業後阮慶岳在芝加哥工作,在白領階級與異國環境中的幾年,讓他對人生充滿迷惘:「我想要處理這種完全不確定的狀態,所以我認真、正式地寫了一篇短篇小說。」一度指引、安慰自己的文學,此時才又回到阮慶岳的生命當中。小說完成後,他遠洋郵寄了稿件,給從前結緣於五虎崗文學獎的施淑女老師,該篇後在自立報系刊登,阮慶岳也開始他一系列的小說創作。
一次以作家身分在宏都拉斯國際駐村三個月,又是阮慶岳寫作生涯的一大轉機。當時他已從美國回到台灣,經營建築事務所十年,在應酬與事業之間,阮慶岳經常覺得自己在勉強自己,做自己不喜歡的事。看到台北市文化局在徵求藝術家到宏都拉斯駐村,他便義無反顧地去了,殊不知那裡只是荒郊野外的幾間民房,根本沒有藝術村,當地沒有人會說英語,也沒有網路,就連同行前去的另一位藝術家,也因為吵架而與他在駐村期間一句話都不說。
三個月的自我隔絕使阮慶岳完成了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重見白橋》,讓他重新梳理了整個人生的意義,也由此開始,阮慶岳的家族長篇書寫,逐漸顯現端倪。回國後,阮慶岳決定停業經營多年的事務所,專職於教書以便寫作。作家蔣亞妮藉此回應了阮慶岳本次的分享,她曾在一次對談中聽到小說家鍾文音在與阮慶岳竊竊私語,鍾問阮:「你這個是小說還是散文啊?」阮回答:「不知道,現在越寫越不知道。」蔣亞妮在對談的尾聲中追問阮慶岳,當時為何這麼答?
「我其實剛開始寫小說時,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去寫身邊認識的人的真實事件,因為它不太道德也不太禮貌。」阮慶岳就著蔣亞妮的追問,從自己的寫作之河順流而下:「可是這樣寫著寫著,我越覺得小說真正的力量還是來自於個人的真實性,你有感的傷痕,你不敢面對的痛苦。而虛構,不論你虛構得多漂亮、多精采,那力量終不如你樸實的講出你個人的真實性。」阮慶岳說:「我現在越來越不迴避我的小說與我自身的關係,不會在乎小說與散文對紀實的定義,所以你也可以相信,我的虛構就是我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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