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陷阱3大山習近平復興夢的挑戰

2021年6月29日星期二

2陷阱3大山習近平復興夢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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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6/30 第5147期 | 訂閱/退訂 | 看歷史報份

兩岸新聞

2陷阱3大山習近平復興夢的挑戰
金融時報：中國假新聞滲透藉疫情撕裂台灣團結
中共百年黨慶文藝演出突提前江澤民、胡錦濤缺席
中共的大迂回：一個國家的誕生
G20外長會議王毅：防止合作機制政治化
港區國安法如懸針泛民紛紛退場自保
養護公海陸實施自主休漁
杭嘉紹軌道聯通一票可乘三城地鐵
貴州都安高速通車雲霧大橋搶眼

2陷阱3大山習近平復興夢的挑戰
記者羅印沖／專題報導/聯合報
中共建黨將屆百年，中共總書記習近平高喊要實現偉大復興中國夢，但未來挑戰不小，除了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等內外夾攻，有學者認為更大挑戰是貧富差距過大和貪腐嚴重；此外，大陸內部發展不平衡，人口紅利不再，也將形成大國崛起的「透明天花板」。美中對抗恐陷修昔底德陷阱大陸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有專家預估大約到二○二八年，經濟總量可望超美，成為最大經濟體。但美國從二○一八年川普當政時，就對大陸展開激烈貿易戰，拜登政府仍延續與北京抗衡政策，美中兩強被認為可能捲入「修昔底德陷阱」（新興強權與既有強權無可避免走向衝突）。與此同時，美國持續對部分大陸高科技產業實施「卡脖子」制裁策略，強力抑制了包括半導體在內的大陸高科技企業發展，一旦產業無法轉型升級，技術無法突破，勢必衝擊經濟，掉落「中等收入陷阱」，阻礙崛起進程。政大東亞所長王信賢認為，拜登上台後，對中國在戰略上沒有退卻，但戰術上有退卻，美中競爭是長期結構，川普已拉大要價，拜登沒必要拉回來，但阿拉斯加會談閉門階段，沒人知道談了什麼，至今衝突也沒有更激烈。雖然拜登聯手盟邦，北京會比較難應付，但沒有立即明顯壓力。這時大陸反而有喘息機會，長期不見得是負面的。文化大學社科院長趙建民認為，中美霸權之爭是未來很大挑戰，但對習帶來的機遇是比較大的。長期看，美國討不到便宜，大陸終會超過美國。美中之爭不是作戰概念，中美不會開戰，有可能在台海或南海擦槍走火，但不會是全面開戰。產業被卡難跨中等收入陷阱至於大陸會否因產業發展被卡脖子，轉型升級受阻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淡江大學大陸所前所長李志強指出，大陸在二○○八年啟動轉型，有些比較成功，比如面板，當年就曾提出解決「缺芯少屏」問題，屏（面板）相對簡單，但芯（晶片）就比較困難。大陸能否跨過中等收入陷阱，他並不樂觀。還有很大變數是債務。大陸債務去年急速增長，保守估算是ＧＤＰ的二點八倍，實際可能更多。大陸收入仍在低水準，債務已跟高所得國家差不多，債務會把未來成長性壓抑下來。除了美中對抗和中等收入陷阱，趙建民認為，中共未來真正挑戰在於貧富差距和貪腐問題。現在大陸超富階級成長快速，貧富差距愈趨惡化；而貪腐問題，去年有十八個省部級幹部落馬，但制度使然，打貪沒有用。發展不平衡問題總結三個三警大公共安全系教授董立文認為，長期看，中共人口紅利結束，經濟成長減緩，這兩者與社會穩定連動，成為中國崛起的「透明天花板」。最大挑戰還是發展不平衡問題，可總結出三個三。首先，三大差距，包括貧富、東西和城鄉，從胡錦濤時代提出和諧社會和西部大開發，都想解決，但迄今沒有改善，甚至惡化。其次，三座大山，看病難、上學難和住房難，全部惡化。第三，三大脆弱，人口多、資源少和能源缺。這三個三，讓中國崛起充滿荊棘。至於中國模式能維持多久？趙建民認為，習強調政府能力和效力，同時更集權，或可稱為新權威主義，但經濟持續發展，政治仍集權，人民能否繼續接受，每個社會情況都不同。董立文認為，中國模式會持續勉強地走；小康做得到，全面小康還很遙遠，全面脫貧則是謊言，未來用鄉村振興掩蓋扶貧。（系列五之三）

金融時報：中國假新聞滲透藉疫情撕裂台灣團結
倫敦29日綜合外電報導/中央社
金融時報資深兩岸記者席佳琳（Kathrin Hille）撰文指出，北京利用台灣首次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大爆發製造分歧，在中國的假訊息攻勢下，台灣的團結正被撕裂。席佳琳表示，就在一個月前，台灣曾比任何已開發民主國家更感自在。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上週公布研究，由於台灣16個月來成功將疫情阻絕在國門之外，68%的民眾認為，台灣社會比疫情大流行前還要團結，認同比率之高僅次於新加坡。她提及，如今這種團結正在破裂。儘管沒有調查可以與皮尤數據進行直接比較，但台灣首次爆發本土疫情，加深了黨派鬥爭，人們對政府疫情處置的不信任加劇，造謠者助長了人心恐懼。席佳琳指稱，在疫情大流行期間，多數西方民主國家都必須處理內部摩擦。美國有部分人士反對封鎖措施，德國則已發展出反對疫苗接種的倡議運動。但對台灣而言，這是一條風險更大道路，因為中國主張台灣是其領土的一部分，隨時準備利用台灣島上分歧。她表示，中共官媒人民日報旗下環球時報曾在2016年撰寫著名文章，提及中國將尋求把「台灣黎巴嫩化」，破壞台灣穩定。席佳琳寫道，北京選擇的武器一直是假訊息。專家們已注意到，自去年疫情大流行以來，中國針對台灣的資訊戰大幅增加，但在最近感染及死亡病例開始攀升後，那些攻擊更開始刺痛台灣。 IORG研究室（Information Operations Research Group）共同主持人游知澔指出：「關於疫苗的負面故事或假新聞，主宰了我們過去幾週追蹤的最熱門話題。」 IORG研究室是追蹤中國對台訊息操控的非政府團體，它確認中國官方媒體及其他中方來源，扮演製造或散播假訊息角色。席佳琳指出，上月底一項廣為流傳的說法是，台灣的非正式保護者美國「迄今沒賣任何一支疫苗給台灣」。北京本月稍早曾宣稱，成千上萬台灣人正蜂擁前往中國施打疫苗。之後，中國媒體還報導稱，台灣政府沒有足夠疫苗供自身民眾接種，但仍計畫提供疫苗給外交友邦。台灣政府已否認上述兩項說法。她指出，最近台灣加速疫苗接種計畫後，中國媒體又散播台灣老年人死於疫苗接種故事。其後台灣疫苗接種率開始趨緩，因為許多長者對施打疫苗感到害怕。席佳琳指稱，台灣媒體放大報導，聚焦於老年人施打疫苗後致死，但衛生當局表示，那種因果關係沒有科學根據。分析家表示，中國假訊息在台散播的一個關鍵模式是，由中國酸民或內容農場生產假新聞或扭曲說法，經由通訊軟體Line群組或線上討論板PTT傳播。那就是假訊息傳入台灣主流媒體的方式。

中共百年黨慶文藝演出突提前江澤民、胡錦濤缺席
特派記者呂佳蓉／北京報導/聯合報
作為中共建黨百年慶祝活動的「偉大征程」文藝演出，本預定於廿九日晚間舉行，突然提前一日於廿八日舉行，引發揣測。此外，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胡錦濤以及大陸前總理朱鎔基、溫家寶等人未出席。「偉大征程」是今年中共慶祝建黨百年的重要系列活動之一，這場活動提前舉行的消息，是先由北京日報發布。報導提及，原定廿九日舉辦的「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周年大型文藝演出」活動，因故調整至廿八日，但是報導並未說明提前舉行的原因為何。有一說法指北京近期天氣不穩，上周還下冰雹，因天氣原因提前。但亦有說法認為，這種高規格活動，中共現任領導層和退休領導都出席，不會說改就改。「偉大征程」文藝演出廿八日晚間在北京鳥巢體育館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常委習近平、李克強、栗戰書、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以及大陸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全員出席觀看演出。而在中共退休領導人中，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瑞環、賈慶林、張德江、俞正聲、曾慶紅、吳官正、李長春、賀國強、劉雲山、張高麗等十人到場。不過，中共前總書記江澤民、胡錦濤，大陸前總理朱鎔基、溫家寶，以及吳邦國、李嵐清、羅幹等則未出席。「偉大征程」節目刻劃中共百年歷史，但未提及文革十年。而在習近平主政時期，演出部分著重在脫貧攻堅、抗擊新冠疫情、強軍強國以及命運與共，均為習近平主打的政績。此外，昨日上午習近平頒發象徵中共黨內最高榮譽的「七一勳章」給廿九名黨員，都來自社會基層。

中共的大迂回：一個國家的誕生
德國之聲/德國之聲
（德國之聲中文網）1971年9月13日凌晨，一架三叉戟噴氣客機載著中共的第二號人物林彪和家人從北戴河機場起飛，先向南，然後向西，再向北，緩緩地畫了一條漫長的弧線才轉向蘇聯方向，最後墜毀在蒙古溫都爾汗的沙漠裡。從技術上，機（師）長潘景寅或是為了在華北雷達網中飛出一條等距的穿梭航線，或是為了避免機上人員過早覺察原定的南逃路線改為北飛，但作為林彪軍事生涯的最後一次迂回行動，連同兩個月前的基辛格訪華，「913」標誌著中共後五十年大迂回的開始。在她的百年之際，一個建黨之初的革命黨，如何向世界展現一個披著馬克思主義外套、內裡卻是極右民族主義政黨，就顯得異常艱難。一，大迂回在歐亞大陸上可能不是最早、卻最出名的大迂回源自八百年前的蒙古人。在西征之外，為了征服南宋，忽必烈迂回至大理，蒙哥迂回到鄂州、爾後命喪釣魚城，忽必烈收攏了參與大迂回的左翼軍團的力量，成功發動了軍事政變奪取大汗之位。從公元1251年忽必烈被委任東方到1260年庫力台大會上被選為大汗，蒙古帝國進入到一個全新的形態，游牧民族的大迂回戰略從此改變了世界歷史的方向。類似的，在中共百年史上，這樣的大迂回和世界歷史的轉向竟然重演。在前半段的五十年，正是因為數次成功的大迂回戰略，中共取得革命勝利，並且以不斷革命的姿態繼續向亞非拉的「中間地帶」輸出革命。第一次大迂回，以長征為代表。中共不僅以從江西到延安的戰略轉進，避開了被國民政府殲滅的命運，而且毛澤東籍此確立了獨立於莫斯科的領導地位，還以避開正面戰場的迂回戰略，即「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在二戰中獲得發展，並且贏得了內戰。這是中國革命的大迂回。但是，在革命道路成功迂回的另一面，也是農村包圍城市的另一面，卻包含了一個貫穿中共百年歷史、更深層面的迂回，從1937年毛主義形成的一開始就偏離了馬克思主義。因為，如果說馬克思最大的貢獻是把一個自古以來被壓制的底層階級塑造為一支可見的政治力量，並且將無產階級視作人類獲得根本自由和解放的唯一可能。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說，「只有完全失去了自主活動的現代無產者，才能夠獲得自己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動，這種自主活動就是對生產力總和的佔有以及由此而來的才能總和的發揮。」對馬克思來說，這種共同佔有和共同經濟的共產主義是對黑格爾意義上市民社會中特殊性和普遍性、私人性和公共性之間矛盾的揚棄。然而，即使德國的無產階級也如韋伯所說，有一種「政治上的庸俗市民性」，現實政治中無論容克階級還是市民階級或者工人階級都無法擔當政治上的領袖。韋伯身後的納粹正是利用了這一點，將德國工人和市民階級的庸俗市民性轉化為「平庸的惡」，那是對所有革命的仇恨，也就是一個極右政權的基礎。在中國革命中，相對馬克思主義所追求的普世烏托邦、相對列寧和斯大林所相信的一國條件下可以發展社會主義的特殊性，毛主義的差異在於拋棄新興的工人階級作為革命主體，而轉向動員中國龐大而古老的底層階級──農村地區的流民階級，以中共為體復興了中國傳統的底層政治。這一底層政治的傳統，可以追溯到興起於唐宋之交、綿延至清朝中期的白蓮教，並以太平天國運動和義和拳運動等面目屢屢刷新的底層政治，長期以來被正統的儒家政治以「亂力怪神、吃菜事魔」所排斥和鎮壓。但因一戰結束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特別是《水滸傳》和類似文學在白話文運動推動下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大眾轉播，充滿造反、俠義、狂熱的底層政治傳統在馬克思主義的掩護下復活了，經由延安的理論家如艾思奇、陳伯達們與極大簡化了馬克思主義的斯大林主義的哲學教條相結合，形成了一個全新的毛主義理論和話語，很快征服了中共黨內的儒家知識分子。這是毛主義「農村包圍城市」的歷史起源，後來卻以表面上結合列寧主義和儒家的儒家共產主義模式所掩蓋，並且簡化為「黨的領導、武裝鬥爭和統一戰線」的「三大法寶」作為中共最核心的理論資源，也是從「中國革命」到「中國模式」無論如何轉型都未改變的「三個身體」。第二次大迂回，發生在中共執政初期，特別是1959年與蘇聯發生分裂以後。在剛剛獲得蘇聯援建的156(5)個項目、初具基本現代工業體系之後，面對蘇聯內部對斯大林的批判和平反運動、外部對美國的緩和企圖，毛主義的非理性狂熱出現了：對內先後發動「反右」和「三面紅旗」的極權主義運動，對外則以發動「金門炮戰」的方式測試美蘇關系。在此後幾年，毛主義「不斷革命」的激進路線逐漸升級為與蘇聯爭取第三世界共運領導權的競爭、「兩個拳頭打人」與美蘇較量的好鬥模式。從1959年到1969年的十年間，中共先後發動了「四清運動」、對印戰爭、中蘇論戰、文化大革命和中蘇邊境沖突。中共以極左革命黨的姿態，不僅在內部不斷革命，清洗官僚階級，塑造出一整代「紅衛兵」和「造反派」，而且不斷輸出革命。在全球化被冷戰分裂的時代，從金門到印尼、從中印邊境到中蘇邊境、從香港到英國駐華代辦處、從越南到歐美的「68革命」，形成一個「農村包圍城市」的世界革命圖景。二，轉向極右但是，極左路線的高潮迅即帶來了終結。一方面，1968年領袖與紅衛兵在天安門廣場的數次接見、1969年「九大」的召開和軍隊介入的開始，既標誌著文革的勝利，也標誌著群眾動員的結束，和軍事領袖林彪政治地位的巔峰。但這一切狂熱都難以抵擋蘇聯迫在眉睫的威脅，中共被迫尋求與美國的緩和，後者也正急於結束越南戰爭。另一方面，這些瑣羅亞斯德-白蓮教-義和拳式的狂熱，雖說屬於主觀唯心主義的非理性，可以「善惡存乎一心」來形容，尚能被黨內儒家官僚們最低限度的理性所遏止。後者如林彪，以近於王陽明的「聖人之心如明鏡」的超脫和洞察發布了蘇聯威脅的動員警報（1969年一號令），雖然引發了毛的猜忌，卻也將中共拉回了現實政治。這種令外界和同志們莫名驚詫的背叛和機會主義，卻是中國儒家政治從宋朝以來的傳統。如加拿大漢學家江憶恩曾經總結的，中國儒家文化和底層政治之間的落差毋寧是高位文化和低位文化的差異，也是儒家知識分子們長期以來「說一套、做一套」的根源，不得不求諸文化現實主義的權變來尋求戰略協調。也就是後來改革開放過程中，人們經常發現的「打左燈、向右拐」。1971年林彪折戟沉沙以及1972年尼克松訪華終於開啟了中共後五十年一個新的大迂回，盡管名義上從未拋棄馬克思主義，但是早在1989年之前就已經逐漸告別革命，走上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融合的道路。對中共來說，沒有什麼比維持黨的生存、比保持官僚階級的統治地位更重要的事情了。從此，中國在1971年10月加入聯合國和鄧小平在1973年底復出之後，經歷了1980年代改革開放、1989年的天安門鎮壓、1990年代的市場經濟、二十一世紀初加入世貿組織、和十八大以來的劇烈變化。回顧其間若干歷史性事件及其意義，就能大致重現過去50年中共的大迂回，一個國家如何創造民族主義的軌跡： 1976和1989年兩次天安門廣場的抗議，在匈牙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盧卡奇看來，這些大規模公開抗議之前所存在的隱蔽、活躍、自由的公共意見是社會主義民主化的重要動力。而政權針對這些抗議的鎮壓，則意味著他們放棄也封死了社會主義民主的道路。在建黨100年紀念日前夕，中共文宣罕見地重提1989年事件，足以印證此點。 1992年鄧小平引入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放鬆社會控制，作為1989年鎮壓民主化的交換，進入了一個集體領導、且最高領導人有序接班的威權主義時代。但在以「讓一部分人先福起來」的政治承諾掩蓋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和資本主義之間矛盾的同時，卻從1990年代中期以大規模國企改革的方式消滅了整個工人階級，代之以農民工和派遣工。結果，一個逐漸成為最大世界工廠的國家卻不存在一個有組織、有意識的工人階級，工人階級的地位一落千丈；而自稱這個階級的先鋒隊組織則逐漸蛻化為代表壟斷資本的官僚資本階級。圍繞1996年台海危機、1997年香港回歸、1999年駐南使館被炸，中共開始煽動排外民族主義，民族主義逐漸填補威權時代的意識形態真空。在自由主義和公民社會隨市場經濟興起的同時，各種文化保守主義和國家主義思潮也次第崛起，補充民族主義的內容。特別是，解放軍國際關系學院畢業的胡錫進從巴爾干戰場返回之後，開始模仿塞爾維亞的民族主義小報改造《環球時報》。在都市媒體興起的時代，《環球時報》也以都市報風格、以驚悚的地攤文學標題、以詭辯式的社論，成功地在1990年代的意識形態競爭中開辟了一個龐大的民族主義市場。當然，近年來隨著更激進的反美、反革命民族主義社交媒體的興起，《環球時報》的民族主義已經顯得落伍、陳舊。 2011年茉莉花革命後中共開始視公民社會為敵人、為顏色革命的主體，遂逐一發動了針對互聯網活動分子和公共知識分子、自由派媒體和大學校園、獨立NGO、人權和勞工組織、人權律師和企業家等公民社會相關群體和領域的清洗。理論上，如盧卡奇所言，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目的，是公民社會的授權。而公民社會的授權既是將人的解放首先看作公民主體的結果，也通向政治權力的普及，即社會主義民主。公民社會的發展在這意義上，如同市場之於資本主義的中立性，是建立任何民主體制的前提。因此，中共對公民社會的拒絕和鎮壓，既是對民主發展的否定，也是對人的類解放的哲學否定。她從一個不斷革命、追求解放和民主的革命黨，變成了害怕所有革命的反革命黨，徹底走向了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反面。而歷史上，這種清洗運動曾經發生在1930年代的日本和德國，迫使整個社會和知識分子群體發生轉向。在盧卡奇看來，它所平行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擴張以及改良主義路線，誕生了一種新的非理性主義，讓工人階級變得無助，讓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變得絕望，當然也讓大量年輕學生重新熱衷讀《毛選》，普通市民和中產階級們也都對社會秩序的任何變動極其敏感，仿佛個個都是訓練有素的審查官，充滿了膽怯的市民精神。最終，它將轉向「一個長期的、起初表現為『無辜』過程的頂點：理性的毀滅」，也就是盧卡奇所說的法西斯意識形態的興起。雖然任何法西斯意識形態都是虛無主義的，連納粹德國也沒有多少哲學追求，但是，中共今天轉向的卻頗有一些新意，從中能夠看出一些擴展的努力。例如，當墨索裡尼選擇「羅馬法西斯」作為他的運動象徵時，是抽取了羅馬的「兩個身體」當中的軍事部分，羅馬公民原本分別生活在軍營和羅馬城中，法西斯主義試圖按照軍營生活重組社會原型，也就是反共和主義的極權主義。對中共來說，「三大法寶」的傳統或許暗喻了中共的三個身體：黨，軍隊，和聯盟。這三者的結合，對黨來說，與軍隊存在兩個身體歷史性的結合。民族主義的高漲無疑地有利於驅動兩者現實意義的緊密結合，形成類似1989或者1969年的團結狀態。其次，中共發展資本主義的過去三十年和未來，與列寧當初面臨能否在一個國家發展社會主義的類似問題：能否在一個國家發展資本主義？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瑪麗亞.喬納底曾經論證社會主義因為自我耗竭式的演進而無法持續，蘇聯後期的停滯和人民普遍的「躺平」證實即是生動的例證。在中國，避免自我耗竭的崩潰，如果要避免「脫鉤」，只能訴諸政治的「統一戰線」。然而，統戰的政治聯盟，是以毛澤東關於「誰是敵人、誰是朋友，這是革命的基本問題」為標准的，過去五十年投向西方和資本世界似乎也面臨著一個新的轉折，從而難以為繼。它所能做的，似乎只限於喚醒那些曾經輸出革命的中間地帶，並積極滲透歐洲的民主世界，在「一帶一路」的名義下，以基礎設施援助為交換，向亞非拉地區輸出威權主義的治理模式，從而導致世界範圍的民主衰落。而最後，可能並非不重要的，支撐中共朝向一個極右民族主義政黨完成大迂回的，不止是傳統文化如陽明心學或者漢地佛教那麼若干要素，而是一個罕有的「文明優越論」。它看上去稍微不同於舊的種族主義，鼓吹中國文明作為世界上唯一幸存且連續的軸心文明，而中共正在扮演這一特殊文明的先鋒隊，自然不再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這可以解釋北京何以如此熱衷「夏商周工程」、熱衷各種本土智人化石的發掘，試圖為五千年文明乃至獨立的現代智人起源尋找證據。由此，中共將有貌似充足的例外主義理由，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文明國家而非民族國家辯護，從而逃脫民族國家應該承擔的公民平等和國際秩序義務，並且復活蒙古帝國。就在2021年「7.1」前夕，也在英國G7會議和美俄日內瓦峰會之後中國陷入前所未有的國際孤立，中俄領導人宣布《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延期。這一情景仿佛1971年埃蘇友好條約的簽訂，彼時埃及和蘇聯的關系已經惡化，訂立友好條約只是印證而非挽救雙方關系的惡化。然後，無論五十年還是百年的大迂回似乎都回到了林副統帥當年的命運終點。德國之聲致力於為您提供客觀中立的新聞報道，以及展現多種角度的評論分析。文中評論及分析僅代表作者或專家個人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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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外長會議王毅：防止合作機制政治化
北京29日電/中央社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今天以視訊出席G20外長會議時，強調各國應積極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防止國際市場碎片化、合作機制政治化、規則標準意識形態化」等。據中國外交部官網新聞稿，王毅在會中提出，20國集團（G20）應努力堅持團結合作，在全球抗疫鬥爭中發揮領導力；堅持多邊主義，為國際秩序穩定增添凝聚力；堅持開放融合，為世界經濟復甦提供推動力；堅持包容共享，提高可持續發展的行動力；堅持問題導向，增強全球治理體系的應變力等。他說，G20應以身作則，帶頭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堅持開放包容，反對封閉排他；堅持合作共贏，反對零和博弈。「多邊主義不是冠冕堂皇的口號，更不能成為推行單邊行徑的包裝」。王毅並表示，G20應採取負責任的宏觀經濟政策，避免自身舉措的負面效應外溢，確保國際經濟金融體系穩健運行。他還說，G20要堅定不移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積極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防止國際市場碎片化、合作機制政治化、規則標準意識形態化。持續推進結構性改革，努力實現「高質量、有韌性」的復甦。王毅也提到，中方呼籲有能力國家避免限制出口或超量囤積，為消除「免疫鴻溝」作出應有貢獻。他表示，G20也要加強世界衛生組織（WHO）作用，健全全球疾病防控體系。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的權威性和有效性，盡快恢復世界貿易組織（WTO）上訴機構正常運轉等。

港區國安法如懸針泛民紛紛退場自保
香港29日電/中央社
港區國家安全法的實施將踏入一週年，在短短一年內，港府嚴格執法，拘捕了不少對象和人物，令國安法猶如懸針，逼使眾多泛民主派人士或組織退場自保。有分析人士認為，泛民陣營首波退場自保行動早於國安法實施前出現，第二波則在蘋果日報停業之後。去年7月1日港區國安法實施後，警方一個月之後搜查蘋果日報大樓並拘捕了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等多人，指他們涉嫌觸犯「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及串謀欺詐」等罪。自此，黎智英一直被扣押，未能保釋。今年一月，警方再次採取行動，拘捕了約50名泛民領軍人物，包括民主黨前主席胡志偉、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前副教授戴耀廷等人。去年7月11至12日，泛民一連兩天舉行立法會選舉的「35+」初選，由選民參與投票，目的是選出參加同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後因COVID-19疫情而延後一年）泛民代表，並爭取立法會選舉過半數一席，以否決政府議案。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當時曾警告，所謂初選的目的，是阻撓政府所有政策，這可能違反港區國安法中的顛覆政權罪。港區國安法規定，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行為之一的，即屬顛覆國家政權罪。警方上述的兩次行動拘捕了大批泛民領軍人物，令泛民分崩離析，而此前泛民已出現首波退場自保潮。港區國安法實施前，泛民4大精神領袖中，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及前民主黨主席李柱銘率先宣布退出政壇；此外，天主教香港教區退休主教陳日君樞機明顯遠離政治圈，保持沉默。只有黎智英繼續透過旗下刊物蘋果日報發聲，但他很快就身陷囹圄，未來命運繫於法官手中。除了上述精神領袖，較為激進的年輕政治組織香港眾志、本土民主前線等也宣布解散。儘管如此，當局並未因此停止執行國安法，日前再次搜查蘋果日報大樓並先後拘捕了壹傳媒和蘋果日報多名高層，指他們涉嫌觸犯國安法中的「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6月24日，蘋果日報管理層由於擔心再有員工被捕，加上缺乏營運資金，決定停刊，結束了26年的歷史。分析人士指出，蘋果日報的停業進一步令泛民殘餘力量感受到壓力，近期出現第二波退場自保潮。比如，支持「反送中」運動的立場新聞27日宣布，下架今年5月以前發表的轉載及投稿評論文章，並暫停接受贊助，何韻詩、練乙錚等6人辭去董事職務。另據報導，前香港眾志成員周庭在臉書的專頁近日也消失了。周庭因為涉及前年6月21日包圍警察總部案，去年底被判入獄，本月中旬刑滿出獄。她出獄當天，在眾多媒體面前，未發一語。被視為支持泛民的意見領袖、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23日也在明報發表告別文章，表示從此擱筆。蔡子強自1995年起就開始在明報寫文章。他在告別文章中表示，「告別的不單是朋友，也包括我們長久以來的生活方式和相信的價值，例如無罪推定、言論自由……」近日，一個已成立約20年的醫生組織更因為沒人願意接班而宣布解散。這個組織名為前線醫生聯盟，其政治立場一向被視為親泛民，但現任主席冼建文向媒體說，過去半年一直沒人願意「接班」。香港經濟日報網引述這個組織的前幹事說，在目前政治氣候下，面對強勢政府，「拋個身（親身）出來會招致危險」。簡單一句話，道出了他們當前的憂懼心態。書本上常說，面對逆境，有人迎難而上，有人退卻，從泛民出現的兩波退場自保潮看，顯然選擇了後者。在泛民退場自保後，本地政壇已成為親港府和北京建制派的主場；但不能忘記的是，依照過往立法會直選的得票率計算，泛民和建制派的力量對比大都是6比4，後者只占4成。因此，有分析人士說，建制派以4成的政治力量而占據了政壇主場，日後能否平衡全體港人的利益，以及能否扭轉泛民支持者對他們的看法，進而讓香港局勢趨於緩和，恐怕也是北京方面關注的議題之一。

養護公海陸實施自主休漁
大陸新聞中心／綜合報導/聯合報
中國農業農村部表示，自今年起，中國在西南大西洋、東太平洋部分公海海域實施公海自主休漁措施。自主休漁期間，所有中國籍魷魚捕撈漁船均應停止捕撈作業，以養護公海魷魚資源。　中新社報導，實施公海自主休漁的海域和時間具體為：7月1日至9月30日，在32°S—44°S、48°W—60°W之間，有關國家專屬經濟區外的西南大西洋公海海域；9月1日至11月30日，在5°N—5°S、110°W—95°W之間的東太平洋公海海域。　　農業農村部表示，實施公海自主休漁措施，是針對尚無國際組織管理的部分公海區域採取的漁業管理創新舉措。2020年，中國在西南大西洋、東太平洋等中國遠洋漁船集中作業的重點漁場，試行公海自主休漁措施，休漁範圍內的70多家遠洋漁業企業所屬600餘艘遠洋漁船及遠洋漁業輔助船均按規定撤離，休漁區內未發生違規捕撈行為。　　據中國遠洋漁業協會、上海海洋大學等單位組織專家對2020年休漁效果進行分析論證，在西南大西洋和東南太平洋公海休漁海域，2021年1月至4月魷魚累積產量同比整體有所提高，資源狀況有所好轉，休漁成效初步顯現。

杭嘉紹軌道聯通一票可乘三城地鐵
大陸新聞中心／綜合報導/聯合報
杭州都市區軌道交通「互聯互通」項目集中通車主會場活動在浙江杭州舉行，杭州地鐵8號線一期工程和杭海、杭紹城際鐵路於當日正式開通，標誌著浙江杭州、嘉興、紹興實現軌道交通互聯互通，民眾可一票乘坐三城地鐵。　　杭海城際鐵路起於杭州市臨平區余杭高鐵站，終於嘉興海寧市浙大國際校區站，線路全長46.38公里，設站12座，與杭州地鐵1號線在余杭高鐵站站換乘。　中新社報導，杭紹城際鐵路起於杭州市蕭山區姑娘橋站，與杭州地鐵5號線疊島換乘，終於紹興市柯橋區笛揚路中國輕紡城站，與紹興軌道交通1號線貫通運營，線路全長20.3公里，設站10座。為優化三地市民軌道交通乘坐體驗，目前杭州、嘉興、紹興軌道交通已實現「一張票」換乘功能，乘客在兩地換乘站下車後，乘坐另一城市軌道交通無需出站重新購票，可直接在付費區內進行便捷換乘。浙江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李軍表示，杭海城際、杭紹城際和杭州地鐵8號線一期的開通，標誌著杭州由「地鐵時代」邁入到「都市區軌道交通時代」。截至目前，杭州都市區軌道交通已經建成杭臨、杭富、杭海、杭紹4條城際以及7條地鐵線，通車里程達391公里，到2022杭州亞運會前將形成585公里的網絡規模，通車里程數躍居國內前五。

貴州都安高速通車雲霧大橋搶眼
大陸新聞中心／綜合報導/聯合報
作為貴州高速公路建設史上投資規模最大單體工程—都（勻）安（順）高速28日全線建成通車，成為西南地區重要城市通往珠三角經濟區最快捷通道。　　中新社報導，都安高速是國家級高速都香高速（都勻至香格里拉國家高速G7611）首段，高速全長約276公里，項目概算總投資約430億元人民幣，並與廈蓉高速、蘭海高速、滬昆高速及花安高速相接，其建成通車不僅完善了中國高速公路網布局，還夯實了貴州從西南地理樞紐轉變為西南陸路交通樞紐地位。　　其中，都安高速的控制性工程「雲霧大橋」，成為十四五期間貴州通車的第一座高速公路特大橋，目前該橋在折H型索塔高度中位居世界第一。青山綠水間，大橋宛如一道絢麗的彩虹飛架在崇山峻嶺中。貴州橋梁建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總工程師辦公室主任趙偉說，「雲霧大橋」是貴州橋梁技術的集合體。大橋建設中的亮點是研發了一套基於溫差控制的大體積混凝土智能溫控系統，並改進了平塘特大橋的整節段拼裝技術。貴州在喀斯特地形地貌上架起2萬餘座橋梁，堪稱世界「橋梁博物館」。深山峽谷上的大橋跨越了天險，也讓貴州變身「高速平原」，通車里程突破760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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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20年開始推出的「好夢里太空夢遊」計畫，讓露營不僅只有玩耍，結合特有的場域與沉浸式燈光投影，加上請來藝術大師的再造，讓入住「好夢里」區域的村民們，即將經歷一場太空漫遊奇幻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