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不容易才成功搭上一輛便車，現正駛離小鎮利薩里而遠去。當時，要在剛果境內移動，最常見的方法就是搭便車。好幾天什麼車都沒出現的道路上，突如其來地冒出一輛車。我們一看到車子，心跳便加速了起來。隨著車子駛近，我們便招招手，請它停下。我們語帶討好地對駕駛說："Bonjour, monsieur,（法語：日安，先生）"接著，我們滿懷希望地說："avez-vous une place, s'il vouspla□t?"（請問還有位子嗎？）當然沒有！因為車子一向坐滿了人。車內所有人雖已坐得很擠，這時卻會不待人催促、不待人說服地，下意識地彼此再擠得更緊些，於是，不知怎麼辦到的，我們一行人竟統統擠了進去，只不過姿勢極難受，像是在做瑜伽。於是，我們便上路了。當汽車又重新開動上路之後，我們才詢問幾個坐得最靠近我們的人，他們知不知道車子往哪裡開（我們只是聊勝於無地問問，並不特別指望他們會知道）？其實這問題是得不到清楚答案的，根本沒人真曉得會開到哪裡去。路能通到哪兒，車子就往前開到哪兒罷了！我很快就有了一個模糊的感覺，車上每個人都想搭得愈遠愈好。這場內戰把剛果各地（包括窮鄉僻壤在內）的人都嚇壞了。由於剛果的國土遼闊，又沒有公共運輸系統的緣故，那些之前離家甚遠的人（或離家找工作，或探視親友），如今要回家去，卻苦無返鄉的辦法。他們唯一的希望是，找那些大約是往他們想去的方向行駛的車子，多搭幾趟便車。就這麼模模糊糊地任車子往前駛去。
有些人已經在路上行動了好幾個星期，甚至好幾個月。他們沒有地圖，即便恰好拿到一張地圖，上面八成找不到他們想返回的村、鎮之名。即便地圖上面真的有寫，對他們的用處也不大，因為他們大多不識字，也不知如何讀地圖。最令人吃驚的是，這些流浪返鄉者總是隨遇而安，凡事默默接受、順從。如有機會能搭上一輛便車，他們就搭。假如沒車，就蹲坐在路邊的石頭上等待。我格外著迷的是一些完全失去方向感的人，他們完全無法把偶然流浪所至的地方之名，跟他們熟悉的地名聯繫起來，以至於最後流落到離家極遠的地方。現在該怎麼辦呢？他們要如何重新確認自己的方位？如今他們流落之處的當地人，根本聽都沒聽過他們家鄉村莊的名字。
像他們這樣子在路途上漂流、迷失的人，若能遇到同鄉，多一點人結伴同行，是最好的事。當然，一路上不可能全靠搭便車，還得走路，有時一走就是好幾天、好幾星期。完全靠自己的雙腳走。這種結伴成群的同鄉流浪者，絡繹於途，路上經常可見。有時候，他們結成步履蹣跚、拖得長長的隊伍，頭上頂著所有的家當（或捆束著，或裝於盆中，或裝於桶子裡）。他們的雙手總是空的，因為必須空著手才能維持平衡，而且可用來驅趕蚊蠅，以及擦拭臉上冒出的汗水。
你可以在路邊停下，跟這些徒步的旅人搭訕、交談。如果他們知道答案，都會樂意回答你。你若問：「你要往哪裡去？」他們會回答說，往金杜，或往康果羅，或往盧薩姆柏。你若問：「那個地方在哪裡呢？」他們便覺得困窘了，如何跟一個陌生人解釋金杜的位置呢？不過，有時他們有些人或許會用手指，把方向指出來──那個地方在南邊。你若再問：「那會很遠嗎？」他們便愈發窘迫了，說老實話，他們也不知道還有多遠。你若問：「你是什麼族？」他們會回答自己是葉克族，或塔布瓦族，或魯恩達族。若問他：「你們族裡人多不多？」這他們又不知道了。若你問到年輕人，他們會建議你去問問年長者。若你問到年長者，他們會彼此爭論起來。
我攜帶的地圖，是瑞士伯恩的肯墨爾利與佛瑞出版社印行的《非洲全圖》，出版日期不詳。地圖顯示，我似乎位在斯坦利維爾與伊如努之間的某地。我正在想辦法去康培拉（Kampala），該市位於當時尚無戰亂的烏干達（Uganda），我希望到了烏干達後，能夠與倫敦取得聯繫，藉由倫敦方面的協助，開始傳送通訊報導到華沙。我們做通訊記者這行的，一方面可享受四處旅行之樂，陶醉於各種見聞的魅力；另一方面，有責任與新聞社總部保持聯繫，把最即時、最重要的新聞傳送給他們。後者必定比前者重要多了。畢竟，我們被派往世界各地，就為了傳送通訊報導，根本沒有不幹正事的正當理由。我心想，只要到得了康培拉，我就到得了奈洛比（Nairobi），就可再從那裡前往撒蘭港（Dares-Salaam）和盧薩卡（Lusaka），然後，就可繼續前往布拉薩市（Brazzaville）、班基、拉米堡（Fort Lamy），然後繼續往下一站去。我就坐在一棟迷人的別墅式房屋的寬敞走廊上，用一根手指在地圖上擘畫接下來的計畫、企圖、願望。原先這別墅屬於某個比利時人，他是鋸木廠的老闆，如今工廠關了，別墅也被他遺棄。現在房屋已遭九重葛與鼠尾草所淹沒，還爬滿了天竺葵。當地的孩子們圍在房屋外，聚精會神、一語不發地站著觀察我這個白人。他們大約是覺得，這世界還真奇怪，前不久時，大人才告訴他們白人都走光了，但現在白人似乎又回來了。
這趟非洲之旅不斷進行下去，隨著時間推移，我走過的諸多地點和日期，都糾纏紊亂了，畢竟非洲的事物實在太多了（光是新聞事件的數目就多得不得了），我對這塊大陸的種種印象於是無法控制地暴增。我一面旅行，一面寫作，什麼都寫，我自覺身邊正在發生許多重要而獨特的事件，無論我的見證有多麼片段瑣碎，我都必須寫下來。
然而，除了寫作，我若偷得閒暇，有足夠力氣，我也想讀書。我讀了1899年出版的《西非研究》（West African Studies），作者是勇於探險異域、觀察深具洞察力的英國人金斯利女士（Mary Kingsley）；我讀了《班圖語族的哲學》（Bantu Philosophy），作者是唐普爾（Placide Tempels）神父，出版於1945年；我還讀了內容深刻的《曖昧的非洲》（Afrique ambigue），1957年於巴黎出版，作者是法國人類學家巴蘭迪耶（Georges Balandier）。當然，除此之外，還有希羅多德。
不過，旅非期間，我暫把希羅多德所描寫的人物命運與戰爭歷史拋在一旁，而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技法。他如何進行考察研究？這包括：什麼東西使他感興趣？他如何接觸消息來源人士？他會詢問他們什麼問題？他們會回答些什麼？我很有意識地想要學習報導的技藝，我覺得希羅多德正是一位值得欽佩的老師。他與人們的邂逅相遇與往來，尤其令我著迷，因為我們的寫作，有大量內容源自於我們與別人的關係（例如，我與某甲，或我與某一群人的關係）。那種與他人關係的品質和熱度，可說直接影響了最終出爐的報導文章。我們撰寫報導，須仰賴他人。因此，報導文學大概是一種對群眾仰賴最深的寫作形式吧。
我讀了一些相關書籍後也注意到，那些研究希羅多德的權威性論著裡，沒有一部專門探討希羅多德筆下文章的精確性與可靠性，而且大體上都不去注意他如何蒐集一手材料，如何將一手材料編入他那有如織綿般豐富的鴻篇巨帙。而這個面向，正是我覺得值得好好鑽研的。
我之所以偏好鑽研這個面向，原因還不只如此。隨著時光推移，我屢次重讀《歷史》，對於希羅多德開始產生某種近似於溫情，甚至是友誼的感覺。其實，與其說我深深愛上了這本書，不如說是深深愛上了作者的聲音以及作者的人格形象。我無法完整地形容出那種複雜的感覺。那是一種親近感，我跟他並無私交，但他著實令我著迷，舉凡他與別人建立關係的方式，他的待人處世之道，以及（無論他在哪裡出現）他如何迅速成為該社群的核心，或說該社群的黏著劑，將那兒的人們聚合起來，使之鮮活起來的方法，在在令我神往。
希羅多德乃是所屬的希臘文化與氣候影響下的產物（那氣候多麼適宜人居呀，希臘文化即孕育於此種氣候中）。當地有一種文化：在溫暖的傍晚時分，人們會擺一張長型餐桌，熱情招待客人，你就跟一大群人圍坐於餐桌，食用乳酪和橄欖，飲用涼涼的紅酒，互相交談。這餐桌不是擺在海岸，就是在山間，這是一個開放空間，不受屋牆限制，把人的想像力也解放了。宴飲歡樂之間，正是以閒聊說話來散發個人光芒的好時機，眾人自發性地形成某種競賽，誰所說的故事最引人入勝，誰所講的事件最駭人聽聞，便能獲得眾人的崇敬。就在這杯觥交錯的宴席間，幻想混入了事實，而故事的時間地點或許還遭到誤傳，於是傳說誕生了，神話形成了。
閱讀希羅多德，我們會有一種感覺，他似乎很熱中於參加這類晚宴，去當一個凝神傾聽、專心致志的聽者。他的記憶力一定很驚人。我們現代人被科技的強大力量給寵壞了，等到我們需要用到記憶力，我們遂變得癱瘓、跛腳；當我們沒有簿記或電腦在手，便驚慌失措。雖然如此，即便在今天，世上還是存有一些社會，其住民表現了人類記憶力的容量有多麼驚人。希羅多德正是生存在那樣一個人類似乎能把一切都記入腦海裡的世界。在那世界裡，能記錄事物的書籍很稀有，而石塊或牆壁上的銘刻文字，更是少之又少。
●本文摘自允晨出版《帶著希羅多德去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