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貿秩序正快速偏離過去熟悉的運作軌道。世界並未真正走向去全球化，而是進入一個規則仍然存在、但執行力與約束力持續流失的階段。對高度外向、仰賴制度穩定的小型經濟體如台灣，這樣轉變帶來的風險，高於單一關稅調升或景氣循環。
首先受到衝擊的，是以規則為核心的多邊體系。世界貿易組織雖仍在運作，但爭端解決機制長期無法正常運轉，已逐步喪失最關鍵的約束功能。美國持續阻擋上訴機構法官任命，讓裁決缺乏最終效力；中國則在制度框架內主張權利與規則，試圖占據法理與道德高地。WTO已難以扮演可信賴的裁判角色，而更像是一個僅能產生政治聲明、卻無法落實判決的場域。
近年來，美國實質退出或停止參與多個聯合國主要附屬組織，並以缺席或降低參與層級方式，回應其對特定成員國的不滿，甚至在被視為全球經濟治理核心的G20架構中，美國亦曾因政治考量而選擇缺席。這些行為傳遞的訊號明確：制度能否被遵守，取決於是否符合國家利益，而非其原先的共同約束力。
川普主導的「以雙邊取代多邊」策略，是一套清楚的政治與經濟計算。在其邏輯中，多邊制度存在三個難以接受的限制：一、規則必須普遍適用，限縮依國力差距施壓的彈性；二、裁決權分散，削弱將市場規模轉化為談判籌碼的能力；三、談判節奏緩慢，難以對國內選民交付可量化成果。相較之下，雙邊談判可將關稅、投資、大宗物資採購與安全承諾打包交易，使經濟利益迅速轉化為政治績效，實質弱化了制度對國力的約束。
全球最大市場選擇以雙邊作為主要談判模式，其影響自然不止於美國本身。即使其他國家口頭支持多邊體系，實際行為亦被迫隨之調整。規則不再是談判起點，而成為可被交換的籌碼；例外也不再是特殊情況，而逐漸成為交易結果。對企業而言，投資與供應鏈布局愈來愈難以建立在穩定制度預期之上，必須隨雙邊關係與政治風向反覆修正。
被寄予厚望的區域高標準協定，同樣未能提供真正替代方案。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在美國退出後，戰略重心明顯弱化。中國申請加入的意圖，未必在於短期完成談判，而在於透過拉長協商程序，凍結成員國的決策空間，使新議程推進困難，台灣等候加入的空間亦進一步受限。
亞太經合會的實質影響力持續下降。當主要經濟體對無約束力的多邊論壇興趣降低，APEC便淪為象徵性場合，而非政策協調平台，制度對行為的引導力也隨之減弱。
在美中競合格局下，東協已從供應鏈轉移的受益者，轉為高度敏感的中介地帶。過去透過東協進行產能外移與轉出口模式，同時面臨原產地規則與反規避審查雙重壓力。美國傾向直接對個別國家施壓，而非尊重抽象的區域中心性，使企業的供應鏈管理，從效率問題升級為政治與合規風險的平衡課題。
在此情勢下，台灣最大的誤判風險，是仍假設國際規則能自動提供保護。現實是，多邊制度約束力正在弱化，雙邊談判與例外處理的重要性持續上升。能否降低外部衝擊，關鍵不在於是否口頭支持自由貿易，而在於是否能將自身供應鏈角色，轉化為他國不能輕易替代的實質價值。
當多邊制度可以被主要成員選擇性退出、缺席或暫停履行時，國際規則所能提供的，已不再是自動生效的保障，而是一種需視政治情境啟用的參考框架。舊有秩序逐步鬆動，新的治理架構尚未成形。在這段過渡期，競爭力內涵正在轉變：不僅是遵循規則的能力，更包括在規則失效或模糊時，仍能被納入協商，並被視為必要合作對象的實質價值。
這也是政府經貿談判戰略必須及早調整的核心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