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求收養人：八旬孤獨老頭，身壯實，購物做飯，家務都自己去做，沒有慢性病，退休於天津科研單位，退休金六千元／月，不要去養老院，渴望有慈善愛心的人和家庭收養我，養老送終，死後不要骨灰。只求餘生善待。青年學生，打工青壯年收養，但有善愛心者均可。」這是二○一七年底天津公車站的手寫小廣告，是一位寂寞獨居長者對改變生活的期盼。老先生走過中國近代的動亂，一九八四年太太過世後便獨居，一個兒子與他鬧翻移居加拿大，另一個兒子在當地醫院工作，極少聯繫，鄰居多忙著自己家庭，他孤單而缺陪伴，想出這個方法尋改變。
老先生不只一次貼出小廣告，直到這次因小廣告被路人分享至社群媒體才得到關注。老先生說，他先前在新聞看到，有位七十多歲長者，月退休金七千人民幣，透過找人收養最後能在北京養老，有人陪伴還出國旅遊，因而想仿效。廣告得到回響後，許多電話湧入，也有媒體採訪，多的是關懷與提醒，也有居心不良的詐騙，終究沒有合適的收養家庭。
老先生認為，他們這一代老人期盼與兒孫一起生活，政府也認定家庭是照顧老人的責任單位，但子女的工作可能在外地，許多女性結婚條件是不與公婆同住。二○一三年，大陸甚至還頒布《老人權益保障法》，規定子女有贍養與探望父母的責任，企業應配合提供探親假，然而，越需用白紙黑字寫下的事越不會發生。
老先生感嘆社會變了，政府卻沒有發展出新的老人照顧方式，傳統價值思維帶來失望。他寂寞，害怕孤單死去，看著桌上枯萎的植栽，感慨老人常將時間用在花草，深怕植物少了水枯萎，沒人灌溉的老人卻枯萎得更快。二○一八年三月，老先生在家發生意外送醫不治，一如老先生預期，鄰居對他消失多日絲毫無感，社區管委會隔了半個月還不知老人死訊。
老先生對政府沒能開展新的養老模式不滿，將照顧全部交給子女，如同推卸政府責任。華人社會高齡照顧仰賴家庭與兒子，早在夏朝便有相關法令，漢朝更強化法律位階，也逐漸形成華人文化基因。然而，高齡與少子女化的現代社會加上全球化，農業社會建構的養老模式已不合時宜，但公部門政策要點仍在家庭照顧與在地安老，現代社會需要更多創新設計才能實踐，單純訴諸情感並不足以產生策略。
東漢董仲舒透過「存留養親」判例確認兒子照顧父母的絕對責任，即使犯罪監禁，若無其他兒子照顧，犯人必須先返家安養父母後繼續服刑。超高齡長壽社會是人類歷史從未出現的景象，除了單純訴諸情感方式，希望子女及鄰里擔起責任外，政府更需要發展出真實可行替代方案，支持現今薄弱的家庭照顧力量，高齡長者更需要審視個人與社會狀況，調整目標而非執著追求無法達成的暮年生活安排。
寂寞是主觀感受，缺少來自親友的社會關係與連結，即使表象上仍有人際往來，自覺寂寞狀態依然存在，不著痕跡地影響生活。這樣的感受在疫情期間更明顯，長者生活受到限制，往來親友或居家服務都停止，寂寞逐漸轉為焦慮、憂鬱與衰弱，逐步侵蝕健康與人生。（作者為台北市立關渡醫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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