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紅書如何顛覆世界？對著路人狂灑數百本小紅書，毛澤東熱潮如何席捲整個西方？

2022年6月29日星期三

小紅書如何顛覆世界？對著路人狂灑數百本小紅書，毛澤東熱潮如何席捲整個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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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30 第1234期 | 訂閱/退訂 | 看歷史報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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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洪災，知識的失去是文明漸漸走向衰亡的警訊！
小紅書如何顛覆世界？對著路人狂灑數百本小紅書，毛澤東熱潮如何席捲整個西方？
現今仍在世冷戰時期國家級領導人親筆說明，為何徹底中止冷戰大國對立狀態？

數位洪災，知識的失去是文明漸漸走向衰亡的警訊！

圖/時報出版

書名：《焚書：遭到攻擊與在烈焰中倖存的知識受難史》

內容簡介：知識的失去是文明漸漸走向衰亡的警訊！知識具有強大的力量，追尋與保存知識是延續人類發展的終極任務。

圖書館和檔案館自古以來就不斷遭到攻擊，但在現代尤其飽受威脅。今天，人們保護的知識面臨著有目的的破壞和故意忽視；除了戰火蹂躪，更由於缺乏資金，圖書館必須為自己的生存而奮鬥。《焚書》講述了讓我們走到這一步的歷史：從古代亞歷山卓到當代塞拉耶佛的圖書館中被蓄意焚燒的書本，從粉碎在伊拉克的亞述泥板到英國疾風世代被銷毀的移民文件，理查．歐文登從政治、宗教和文化等因素，考察這些行為背後的動機，並爬梳塑造這段歷史的更廣泛的主題。

《焚書》藉由許多人物的故事，探索圖書館員和檔案管理員為保存知識所做的努力，以及他們在此過程中遭遇的危險，甚至不惜犧牲生命以捍衛知識。理查．歐文登也透過具體建議，對保護知識的社會和政治重要性採取了爭論的立場，特別是向政府以及整個社會提出倡議，以凝聚制定公共政策的共識，並為這些重要的知識保存機構爭取該有的資源。

作者介紹：理查•歐文登，理查．歐文登從2014年開始擔任博德利圖書館館長——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最資深的管理職位。在這之前，他曾在多間圖書館任職：杜倫大學圖書館、上議院圖書館、蘇格蘭國家圖書館和愛丁堡大學圖書館。2003年，理查．歐文登轉職博德利圖書館，擔任特殊館藏組的主管，並在2011年升任副館長。他曾在杜倫大學和倫敦大學學院接受教育，目前是牛津大學貝利歐學院的教授級研究員。他是古文物專家協會的研究員，皇家藝術學會會員和美國哲學會的成員。2019年，他在英女王壽辰中被授予官佐勛章（OBE）。理查．歐文登身兼多職：歐洲研究圖書館聯盟的財務主管，數位保存相關聯盟（Digital Preservation Coalition）的主席，圖書館與資訊資源委員會（華盛頓特區）的理事。

搶先試閱：〈數位洪災〉

二○一九年年底，相片分享網路公司Flickr難以跟上其他競爭者例如Instagram的腳步，宣布公司將會減少帳戶持有人的免費使用空間。二○一九年二月之後，免費帳戶使用者的空間將會限制在一千張照片和影片，任何超出的內容將會被公司自動刪除。數百萬用戶發現他們帳戶的大部分內容被永久移除。發生在Flickr的事件告訴我們：「免費」的服務並不真的免費。公司的生意模式是建立在使用者數據的買賣之上（通常並未告知使用者），一旦市場占有率輸給競爭者，「免費」的服務就得讓步給付費服務。網路存儲與圖書館的保存並不是同一回事。

Flickr這個案例拋出來的問題是：人們對現在控制著線上知識的那些公司的信任。活躍用戶會知道即將到來的改變，或許能夠把他們的數據移動到其他平台。其他沒能及時移動數據的人，可能會發現他們親人的照片或旅遊的照片紀錄全都不見了。一眨眼就什麼都沒了。使用其他「免費」的平台，例如Myspace和Google+的消費者也曾有過類似的經驗；這兩個平台在二○一九年，幾乎沒什麼提前通知就關閉了。二○一七年，YouTube銷毀了數千小時記錄敘利亞內戰的影片。這幾個網站和維護它們的公司受控於商業利益，而且（大部分時候）聽命於股票持有人。他們並未身負公共利益的使命，任何存儲在他們網站上的知識之所以會被保留，只不過是因為這對他們的商業運作有利。

圖書館和檔案館正試圖跟這類新的資訊大公司合作，希望能在保存數位知識這個層面扮演正面的角色。不過這個任務十分複雜，而且費用昂貴。舉個例子，二○一○年，美國國會圖書館破天荒地宣布跟社交媒體巨人推特合作，希望能一起開發完整的檔案，收藏推特從二○○六年三月成立以來的所有推文，而且不只收藏過去的推文，還包括現在以及未來的推文。國會圖書館是到目前為止其中一個致力於數位收藏的重要機構；身為地球上最富國的國家圖書館，國會圖書館想跟社交媒體革命當中的科技公司龍頭締結合作關係，這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很不幸的是，由於資金短缺，這個合作案在二○一七年停擺。目前國會圖書館只收藏了部分「精選的」推文。考慮到像推特和臉書這種社交媒體平台所擁有的影響力，再加上許多重要人士和組織都在使用這些平台，而這些重要個人與組織又涉足政治與公共生活的其他面向，所以假如這些使用紀錄沒能留下任何系統性的紀錄，這對開放社會而言不可能是一件好事。

我們的生活越來越常出現在社群媒體上，所以我們需要找到方法，幫助圖書館和檔案館來維持社會保持開放。打從政治界開始擁護數位資訊以來，我們就看到不少「假新聞」和「另類事實」。為了維護民眾知的權利，為了提供公共生活的透明性，保存知識已經漸漸變成未來民主社會的重要議題。這些科技公司―尤其那些受僱於政治活動的社群媒體公司和數據公司，他們的言行如今受到更加仔細的檢視。為了留下他們言行的證據，建立檔案就變得至關重要。

圖書館和檔案館必須保存網站資料（存放在網路檔案館〔web archives〕）——這件事現在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因為網路檔案館能夠提供永久的基地，用來保存那些包羅萬象、記錄在線上網站、部落格和其他網路資源裡的人類成就。政治候選人、辦公人員和政府官員的公共言論（通常這會讓他們覺得尷尬）會出現在網路上，而這些公共言論現在有越來越多人覺得應該保存下來，因為如此一來，民眾、媒體和選民才能據此要求他們的民意代表為其言論負責。

網站典藏（web archiving）至今依然是一項相當新的工具，例如英國網站典藏檔案館（UK Web Archive）是由六間位於英國和愛爾蘭共和國（Republic of Ireland）的圖書館合作，一起經營的成果。這六間圖書館都擁有著作權法定送存的特權——打從《一六六二年授權法》（Licensing Acts of 1662）和一七一○年的《安娜女王著作權法案》（Copyright Act of Queen Anne）通過之後，所有印刷出版品都必須送到指定的圖書館保存。英國網域的歸檔是在二○○四年開始的，當時大英圖書館首先仔細挑選若干網站，並基於自願許可的原則之下加以收集，存入網路檔案。入選的每一個網站，其經營人都獲得通知，並且簽訂書面同意書，其網站才會被存入這個檔案。所有被保存的網站都開放給大眾在線上閱覽。二○一三年，法定送存的法令更新，《非印刷品法定送存條規》（Non-print Legal Deposit Regulations）通過，成為法律。這項法令使英國網站典藏檔案館這個自發的系統受到法律規範，而這六間法定送存圖書館遵守此一法令，共同出資經營這項大業至今。

典藏網站是很複雜的任務，因為典藏的目標始終處於變動之中。許多網站會消失，或者會常常更換網址。據英國網站典藏檔案館指出，從他們開始營運至今，就發現網站的耗損率非常驚人。任何一年收藏進來的網站，在兩年之內有半數會在公開網路上消失，或者因為某些理由無法被連上——以技術性的話來說，即這些網站的網址已經「失效」。三年之後，消失的網站達到百分之七十左右。不過，儘管有這些問題，英國網站典藏檔案館持續保持增長。在二○一二年，館內固定收藏了大約兩萬個網站。二○一九年，在完整地「爬取」（crawl）英國所有網站之後，典藏檔案館內總計收入六百萬個網站，裡頭總共收入十五億種網路資源（完整「爬取」一次約需一年的時間）。除此之外，典藏檔案館也擁有某些較有深度、較為固定的網站收藏；這類被稱為「特殊典藏」的網站大約有九千多種，收藏之前都經過策展小組的鑑定，具有較重要的研究價值。這類特殊典藏比較經常被爬取，可能每月、每週或甚至每日一次；由於這類網站較常被重新爬取，至今總共已經累計了五億筆網路資源。

英國網站典藏檔案館特殊館藏裡頭的部落格和網站之中，有一萬個網址的內容是關於二○一六年，英國去留歐盟公投（或又稱英國脫歐〔Brexit〕）和公投之後的政治發展。二○一六年六月，投票脫離組織（Vote Leave campaign）刪除他們的公共網站上的大量內容，包含那些承諾如果英國脫歐，他們將會每週挹注三億五千萬英鎊給國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的文章。到了二○一九年，這個承諾變得越來越有爭議。幸運的是，在這個網站刪除其部分內容之前，英國網站典藏檔案館早已收藏了這個網站。

從網路上存取知識―這在目前已經成為社會的必須。不過，哈佛學者喬納森．齊特林（Jonathan Zittrain）、肯德拉．阿爾伯特（Kendra Albert）和勞倫斯．雷席格（Lawrence Lessig）在二○○七年指出，《哈佛法律評論》（Harvard Law Review）和其他法律雜誌文章所參考的網站，超過百分之七十已經失效；而且更為重要的是，美國最高法院（US Supreme Court）公共網站的URL有百分之五十都是連不上的，全都發生數位保存社群所謂的「連結失效」（linkrot）的問題。這些網站都是社會的重要資源：試想一個不知道國家法律是什麼的社會該如何行事？

小紅書如何顛覆世界？對著路人狂灑數百本小紅書，毛澤東熱潮如何席捲整個西方？

圖/麥田

書名：《毛主義：紅星照耀全世界，一部完整解讀毛澤東思想的全球史》

內容簡介：法國校園裡貼著「大字報」，西德學生的外套翻領上別著毛澤東的徽章，義大利講堂的牆上塗寫著小紅書的語錄，毛派無政府主義者爬上西柏林教堂頂端，對著路人狂灑數百本小紅書，毛澤東熱潮如何席捲整個西方？

從政治人物、教授、詩人、革命者、譯者、社會邊緣人到狂人，一本小紅書如何跨越洲際顛覆世界？毛派思想如何掀起烏托邦狂熱？拆解現代世界中最關鍵、最複雜的政治力量－－毛主義，解讀此強大思想如何從中國出發成為全球激進主義的一部分榮獲2019年坎迪爾歷史獎。

在本書中，作者藍詩玲重新評價了毛主義，把它視為一股影響中國、乃至於國際的力量。這個故事帶我們從印度北部的茶園到安第斯山脈，從巴黎第五區到坦尚尼亞的田野，從柬埔寨的稻田到布里斯頓的梯田，把毛主義在中國的沿革以及流傳在全球的遺跡連結起來。

毛主義的威力與魅力可說是無遠弗屆，遠遠超出了中國。它是冷戰的關鍵動力來源；塑造了越戰（以及那衝突所引發的國際青年叛亂）的進程；使殘暴的赤棉在柬埔寨掌權；助長了非洲的反殖民抵抗運動，有時甚至為他們帶來了勝利；激發了德國與義大利的恐怖主義，以及秘魯、印度、尼泊爾等地的戰爭與叛亂。毛澤東過世已逾四十年，然而前述的一些影響依然存在。

數十年來，西方世界把毛主義視為過時的歷史與政治現象。一九八ま年代開始，中國似乎放棄了毛派革命所帶來的烏托邦動盪，轉而擁抱獨裁式資本主義。然而，毛澤東及其理念始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核心，也是中共政權的依據。隨著西方與中國之間的齟齬與衝突不斷上升，理解毛澤東在政治上留下的遺跡變得更加迫切。

這部別開生面的毛主義全球史，是從一九三ま年代毛澤東在中國西北部掀起革命開始談起，最後談到其思想在他死後依然在南亞肆虐，如今更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復興。

本書藉由中國及全球各地傳播毛派信條的人物、文字、實物（《紅星照耀中國》、譯成數十種文字的《毛語錄》、〈東方紅〉），按時間順序回顧了國際毛主義的政治、外交、文化史。從一九三ま年代談到今天。

毛主義對全世界的影響：

✓ 是冷戰的關鍵動力來源

✓ 塑造了越戰的進程

✓ 使殘暴的赤棉在柬埔寨掌權

✓ 助長非洲的反殖民抵抗運動

✓ 激發德國與義大利的恐怖主義

✓ 秘魯、印度、尼泊爾等地的戰爭與叛亂

毛主義如何影響各地：

【美國】

一九五ま年十一月在華盛頓特區，美國國務院的大樓裡彌漫著冷戰的緊張氣氛。中國共產黨干預韓戰的消息已獲得證實，眼看著毛派叛亂恐在全球興起，恐懼開始蔓延開來。人稱「超級國家恐嚇者」的參議員喬．麥卡錫（Joe McCarthy）利用民眾對共產主義滲入美國的恐慌情緒，指控兩名自由派參議員「染紅」而罷免了那兩人。對美國的領導者來說，馬來亞的「緊急狀態」是冷戰的一部分，而不是反殖民主義抗爭。他們宣稱那起事件的根本原因是跨國的中國顛覆，必須加以擊敗，才能阻止共產主義稱霸全球。於是，「多米諾骨牌理論」就此應運而生。那年冬天，隨著韓戰局勢的惡化，中國士兵突破防線、進入首爾，俘虜了約七千名美國大兵。一場新型的毛派心理戰在這些戰俘身上測試，相關的故事引起了美國的關注。

【秘魯】

一九六五年在南京，隨著毛派革命的熱潮席捲全球的左派政治圈，一位秘魯的哲學教授來到南京的一所軍校接受訓練。後來有人猜測，他在那裡遇到了沙洛特紹（Saloth Sar）——亦即一手主導赤棉種族滅絕的波布（Pol Pot）。同年，波布也在北京的亞非拉培訓中心（就在圓明園的大理石院內）接受革命訓練。阿維馬埃爾．古斯曼後來憶起一堂炸藥訓練課時說道：「我們拿起一支筆，筆就爆炸了。我們坐下來，座位也爆炸了，簡直就像煙火秀……它巧妙地讓我們知道，只要你懂得怎麼做，任何東西都可以爆炸……那所學校對我的成長貢獻良多，我因此開始景仰毛主席。」一九七九年，古斯曼身為秘魯共產黨「光明之路」的領袖，開始展開毛派的人民戰爭——那是一場殘酷的戰爭，在後來的二十年間奪走了約七萬人的性命，也對秘魯造成價值約一百億英鎊的經濟損失。經過長達十二年曠日持久的遊擊戰後，古斯曼身為毛派的最後一道烈火，決定把毛澤東的九十九歲冥誕（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訂為他最終奪權進攻的日子。他預測，那場革命將造成「一百萬人死亡」。一些人預測，光明之路要是革命成功（在一九九ま年代初期的秘魯，確實有那種可能），後果可能使赤棉大屠殺相形見絀。

【南羅德西亞】

除了波布以外，古斯曼在南京可能也遇到了另一位充滿抱負的革命者：一位高大、熱情、認真的南羅德西亞人，他的頭髮理得很短，淺棕色的麻臉上配著碧綠深邃的雙眼，名叫約西亞．通格加拉。他常若有所思，一心想著把南羅德西亞從白人的統治中解放出來。有人刻意找他閒聊時，他只會談到他願意死在槍桿下（事實上，他是在高速公路上不當超車而車禍身亡）。通格加拉就像古斯曼一樣，待在中國期間變成了虔誠的毛派分子。在南京的軍校裡，他把中國人視為「道德、軍事技能、戰略的導師」。一九六ま年代末期，通格加拉回到南羅德西亞的邊境，辛巴威民族聯盟（ZANU）的武裝分支「辛巴威非洲民族解放軍」（ZANLA）正在那裡準備對南羅德西亞展開遊擊戰。他拋棄了ZANLA以往的失敗招數（突襲後迅速撤離），改用耐心持久的毛派路線來整頓軍隊。他把毛澤東思想翻譯成紹納語（Shona）：他的遊擊隊必須依靠人民，simba rehove riri mumvura（如魚得水）。與此同時，中國的教官在附近的坦尚尼亞訓練ZANLA的新兵。一九七ま年代末期，五千名軍校學員接受名為Sasa tunamaliza（勝利在望）的進攻訓練。南羅德西亞的白人統治者不堪ZANU的持久抗爭，被迫談判。通格加拉年幼時曾打零工，幫一個名叫伊恩．史密斯的白人男孩揀網球。一九七九年，通格加拉身為ZANLA的和平談判代表，來到倫敦的蘭開斯特府，與史密斯（現為白人占多數的南羅德西亞政府的總理）一起喝咖啡。

【印度】

如今在印度中部的叢林深處，身穿橄欖色軍裝及鮮豔紗麗的納薩爾派（Naxalite）遊擊隊，在毛主席的照片前排成一列跳舞，向政府的「制服無賴」宣戰。那些政府無賴為了獲得寶貴的鋁土礦藏，沒收了當地的土地。在這片美麗又殘酷的叢林裡，依然好戰的印度毛派運動可追溯到一九六七年的源頭：受到文化大革命啟發的化身。當時這個運動的領導人也在北京，與古斯曼和通格加拉等人在一起。二まま六年，印度的統治者認為，這次毛派叛亂是「對印度邦最大的安全威脅」。當新德里的知識份子還在爭論那些叛亂分子究竟是由高種姓的操縱者所領導的部落恐怖分子、還是抱持特定理念的絕望叛軍時，毛派叛亂份子與警方已經對彼此大開殺戒。短短一週內，毛派施放的地雷把十幾名警察炸得粉身碎骨。隔週，警方強姦及殺害那些據稱與毛派有關聯的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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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情境，時間從一九三ま年代開始，延續到現代；場景橫跨亞洲、非洲、歐洲、美洲。由此可見，毛主義在時間與地理上橫跨的範圍，可說是現代世界中最重要、最複雜的政治力量之一。毛主義是建黨紀律、反殖民的叛亂、「持續革命」的有力結合，嫁接在蘇聯馬克思主義的世俗信仰上。它不僅揭開了中國的當代史，也在過去八十年間對全球叛亂、不服從、不寬容的風潮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不過，在中國之外，尤其是在西方，大家對於毛澤東及其思想的全球傳播，以及在當代激進主義史上的重要性，幾近無感。隨著冷戰的結束，新自由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明顯勝利，以及宗教極端主義的死灰復燃，毛澤東及其思想也遭到抹除。這本書的目的，是把毛澤東及其思想重新攤在台面上，把毛主義重塑為二十世紀與二十一世紀的主要故事之一。

作者介紹：藍詩玲，藍詩玲是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的現代中國史教授，近作包括《長城》（The Great Wall）與《鴉片戰爭》（The Opium War，榮獲2012年米歇爾斯基獎），譯有多部現代中國小說，包括魯迅的《魯迅小說全集》（The Real Story of Ah-Q and Other Tales of China），目前正在翻譯吳承恩的《西遊記》。她也為《衛報》、《金融時報》、《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等多家媒體撰寫中國主題。

搶先試閱：〈一本小紅書如何跨越洲際顛覆世界？〉

一九三六年的秋天，美國記者海倫（Helen）與愛德加．史諾（Edgar Snow）住在北京一座寬敞的四合院裡。海倫年近三十，體態纖瘦，容貌姣好如好萊塢明星。她靜下心來，開始晨間的寫作。這時，前門突然打開，愛德加走了進來，她四個月沒見到丈夫了。六月以來，愛德加前往中國西北部的中國共產黨黨部後，幾乎音訊全無。如今，套用海倫一貫犀利的描述，他「那灰白的鬍鬚後面，露出傻乎乎的笑容，儼然就像一隻吞下金絲雀的貓」。他戴著一頂「褪色的灰帽，帽子前方有顆紅星」，興高采烈地在家裡手舞足蹈，並向家裡的中國廚師點了一份豐盛的美式早餐（蛋、咖啡、牛奶）1。他的行李裝滿了筆記本、底片以及兩萬字的毛澤東訪談筆錄。接下來那幾個月，他會根據這些資料寫成《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一書。那本書將暢銷全球，不僅奠定了史諾的職涯，也將使他成為中國共產黨革命的記錄者，以及中國共產黨和國際輿論之間的橋梁，也一舉把毛澤東推向國際，變成政治名人。那本書將把毛澤東的思想以及他的革命傳播給印度的民族主義者、中國的知識分子、蘇聯的游擊隊、美國總統、馬來亞的叛亂分子、反種族隔離的戰士、西方的激進分子、尼泊爾的叛軍，以及許許多多的其他人。《紅星照耀中國》可說是全球毛主義的濫觴。

　　一九四○年代末期，在馬來亞霹靂州（Perak）的一處叢林。英國殖民軍的士兵（包括英人、馬來人、澳人、廓爾喀人）在馬來亞共產黨（MCP）的廢棄營地裡搜羅殘留物，發現數十本《紅星照耀中國》的中譯本。一九四八年，以華人為主的MCP發動了一場反英叛亂，馬來亞的殖民統治者稱此叛亂為「緊急狀態」（Emergency），那是二戰後最早針對舊歐洲帝國所展開的反殖民叛亂之一。毛澤東與他的革命是這些叛軍的靈感來源：因為他致力投入長期的游擊戰，創建了中心思想明確的政黨和軍隊，而且英勇地反抗歐美日的帝國主義。

　　一九五○年十一月在華盛頓特區，美國國務院的大樓裡彌漫著冷戰的緊張氣氛。中國共產黨干預韓戰的消息已獲得證實，眼看著毛派叛亂恐在全球興起，恐懼逐漸蔓延開來。人稱「超級國家恐嚇者」2的參議員喬．麥卡錫（Joe McCarthy）利用民眾對共產主義滲入美國的恐慌情緒，指控兩名自由派參議員「染紅」而罷免了那兩人。對美國的領導者來說，馬來亞的「緊急狀態」是冷戰的一部分，而不是反殖民主義抗爭。他們宣稱，那起事件的根本原因是跨國的中國顛覆，必須加以擊敗，才能阻止共產主義稱霸全球。於是，「多米諾骨牌理論」（domino theory）──美國不介入干預的話，東南亞的領土將逐一落入共產黨手中，遭到赤化──就此應運而生。那年冬天，隨著韓戰局勢的惡化，中國士兵突破防線、進入首爾（當時的漢城），俘虜了約七千名美國大兵。一場新型的毛派心理戰在這些戰俘身上測試，相關的故事引起了美國的關注。美國記者（有時可能是中情局的特務）愛德華．亨特（Edward Hunter）發文指控毛澤東用來對付人類的可怕新武器：洗腦。於是，整個一九五○年代，中情局的官員、記者、行為科學家、小說家、電影製片人都在想像一個強大的毛派思想控制機制。這種對中國「洗腦」的恐懼，是建立在原本就對蘇聯的思維操弄所抱持的恐懼上。而且，從此以後，這將使美國的「祕密圈」（covert sphere）持續膨脹，並為國內有「祕密國家」以及中情局的龐大心理行動計畫提供合理的論據。一九五○年代和六○年代，中情局透過一系列以代號命名的計畫（藍鳥計畫、洋薊計畫、MK-Ultra），試圖逆向打造蘇聯與中國的洗腦技術。最終，這項專案演變成對當前反恐戰爭的「強化審訊」，破壞美國民主的基礎。

＊

　　一九六九年，在紐約的布朗克斯區（The Bronx），年輕的美國激進分子丹尼斯．奧尼爾（Dennis O'Neil）和友人起了爭執。奧尼爾就像他那個世代的許多人一樣，是毛澤東及其文化大革命的狂熱崇拜者。他的朋友支持蘇聯的托洛斯基（Trotsky）。他們設計了一個科學化的試驗，以決定誰的政治策略比較優越。在一段固定的時間內，他們每天都在十四樓公寓的陽台上，為他們各自栽種的大麻朗讀偶像的精選作品。奧尼爾後來回憶道：「我的植物成長茁壯，他的植物枯萎了，可見我是對的。」與此同時，舊金山一家書店裡正上演著更怪誕的戲碼。中國書刊社（China Books And Periodicals）是美國西岸傳播毛思想的主要管道。在成堆的小紅書（《毛語錄》）中，坐著一群名為「七掘客」（Seven Diggers）的人。他們以「極端民主派」自居，盤腿坐在地上，因吃了摻有大麻的布朗尼顯得精力旺盛，讀著毛澤東對中國革命和游擊戰的看法。兩名身穿風衣的聯邦調查局（FBI）特務站在書店的另一側，一邊瀏覽中國郵票，一邊觀察現場的情況3。

　　中情局在設計心智掌控計畫時，是以致幻劑做實驗。這件事對一九六○年代與七○年代由毒品引發的青年叛逆風潮，有很重要的影響。到了一九六九年，中情局資助大學研究室所使用的致幻劑流出研究室，淪為學生的消遣性毒品。這個蓬勃發展的毒品情境促成了喧鬧的抗議文化，而此抗議文化在文化大革命中找到了共鳴，造就了毛派嬉皮（如奧尼爾的陽台實驗以及「七掘客」的聚會）。毛澤東熱潮席捲整個西方：法國校園裡貼著「大字報」，西德學生的外套翻領上別著毛澤東的徽章，義大利講堂的牆上塗寫著小紅書的語錄。毛派的無政府主義者匆匆爬上西柏林一座教堂的頂端，對著路人狂灑數百本小紅書。不過，這些毛粉有的剛烈，有的薄弱。充滿抱負的革命分子前往中國或阿爾巴尼亞，接受由中華人民共和國（PRC）設計及資助的政治與軍事訓練。一九六八年後，文革毛主義的好戰特質激發了西德紅軍派（Red Army Faction）和義大利赤軍旅（Red Brigades）的都市恐怖主義，他們攻擊那些在法西斯主義之後，苦苦爭取正統地位的歐洲脆弱民主政體。

現今仍在世冷戰時期國家級領導人親筆說明，為何徹底中止冷戰大國對立狀態？

圖/好優文化

書名：《戈巴契夫冷戰回憶錄：蜕變中的世界，從舊冷戰到新世紀的危機》

內容簡介：戈巴契夫冷戰回憶錄中文版，關於冷戰，我們聽西方敘述太久了。現在這個時代，我們該聽聽另一個方向，關於冷戰的另一種詮釋。舊蘇聯終結者、冷戰中終結者、又或是，新世代的開創者？

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巴契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眾所皆知，如果不是他的決斷，冷戰不會在一九九一年劃下句點。而若是如此，舊蘇聯勢力或者將可以留存得更久，我們所熟悉的俄羅斯，或許會是更具威攝力、更有力、仍足以與美國分庭抗禮的另一強權？

然而，是什麼讓這一個強國的國家領導者下定決心，徹底中止象徵二戰結束後勢力分布的大國對立狀態？又是什麼原因，讓他願意支持兩德統一、讓舊蘇聯與新世界接軌？歷來對戈巴契夫的改革開放多有爭議，但在那樣的時代、站在蘇聯政局高點，主導整個舊蘇聯動向的他，又是基於什麼樣的想法與西方國家和談、甚至合作，並重新修好中蘇關係，讓世界往前邁步？

事實上，除了舊蘇聯的改革開放，與冷戰結束外，二戰以來歐洲的重大變局，幾乎都與戈巴契夫有關。

不管是決策由東德撤軍，推動兩德統一；或是參與放棄以武力干涉東歐諸國內政、促進大多數的政權和平轉移；又或是在蘇聯內部進行選舉、擔任唯一一任蘇聯總統；以及修好中蘇關係、與鄧小平及趙紫陽會面；以及議定歐盟雛形，裁減武力的各項協定。

上述現代國際關係的形成，可說皆與戈巴契夫卅年前的諸多決策有關。但戈巴契夫視角的詮釋論述，卻在主流世界缺席卅年。

本書由戈巴契夫本人親自執筆，回憶結束冷戰的動機、過程，遭遇的困厄，諸多考量，以及他對當代政治人物的看法。

透過本書，我們不再需要透過下一個世代的筆觸或詮釋，而是可以透過當事人的視線與角度，重新檢視冷戰下的事件與政治人物的權謀與決策。從老羅斯福、雷根、老布希到小布希等美國總統，到柴契爾夫人、梅傑等英國首相，何內克、魏查克、柯爾等兩德總理，以及葉爾辛、普丁等蘇聯/俄羅斯領袖（或政敵）皆在內。透過本書，我們將接觸到的，不會只是後人的評論或對資料的判讀。而是從歷史中走出的見證，帶給我們未來的線索，或許也是現今世界所需要的解答。

作者介紹：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戈巴契夫，一九三一年三月二日至今。前蘇聯政治領袖、一九九○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歷任蘇聯最高領導人──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與唯一一任民選總統。在職期間推行蘇聯民主化與市場經濟，並與西方領袖諸如：前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老布希（George H. W. Bush）、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梅傑（John Major）以及法國前總理密特朗

（François Mitterrand）等西方重要人物一同推動結束冷戰，且退出東歐勢力範圍，默許兩德統一；蘇聯與中共交惡長達卅年的緊張關係，亦於其任內趨緩。

戈巴契夫擔任總書記伊始，即在蘇聯內部大力推動各項開放改革政策，但蘇聯卻也於其在職的六年的九個多月中，隨改革深化而弱化，經冷戰終結而解體，十五個加盟國先後獨立，戈巴契夫無力回天黯然下野。

儘管如此，戈巴契夫為蘇聯所播下的和平種籽，在多年後仍持續在歐洲、甚至世界政局上發揮其正面影響力。卸下總統職務後，創辦戈巴契夫基金會及國際綠十字會，致力世界和平及環保工作。著有《戈巴契夫冷戰回憶錄──蜕變中的世界，從舊冷戰到新世紀的危機》《廿世紀的精神教訓》（與池田大作對談錄）《新俄羅斯》等書。戈巴契夫亦為現今為數不多，仍在世的冷戰時期國家級領導人。

搶先試閱：〈一定要先從美國著手〉

（摘錄）

外交政策要能執行，既不能缺乏宏觀思想，也不能不具備對於世界和地區形勢的完整認識。

要應對這個需求就必須擁有「新思維」。但是外交政策——是份一分一秒都不能間斷的細緻工作。對我個人而言，作為蘇共中央總書記，這項日常工作始於與契爾年科國葬時與國家領導人的會晤。而這已是三年多來的第三場葬禮。但所有人還是趕來—— 美國副總統布希與國務卿舒茲連袂（我們日後確認許多從對立到合作的項目）；而我與柴契爾夫人相識於造訪英國的一九八四年，還有法國總統密特朗，西德總理柯爾……與他們討論的時間雖然匆促，但絕非流於簽署備忘錄的形式主義。

至少，我希望他們能感覺到我方在排除國際關係僵局上的態度。只是，最值得注意的，也許是與華沙公約組織成員國的領袖會晤。我告訴他們：

我打算用蘇共中央總書記的身分在此聲明，我們十分信任各位，今後不會再提出監督與指揮你們的要求。

諸位所提出的政策，由國家利益角度出發，需要對貴國人民和政黨負起全部責任。至於貴我雙方的共同利益，我們即將安排會晤，擬定好路線並開始採取行動。

其實，這算是直接公開宣布「布里茲涅夫主義」終結。

在我看來，與會者都能領會這有別於總書記常態性的例行聲明。儘管有人要求我們干預他國內政，我們卻一次也不曾動搖。即便是西奧賽古這樣努力為獨立自主而奮鬥的人，也立即質疑，提出「一定要捍衛社會主義」的要求。我想，大家都能明白這位羅馬尼亞領袖所指為何── 就是要求動武。

我們致力於結合社會主義與民主自由，從而改變社會主義的形象，使「改革重組」得以發展。過去曾認為這種想法不可能被接受，也不可能被認同，因此必須改以其他辦法行事。而在這次會晤中，我們將確定在未來的日子裡，與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

此外，我們也排列好優先順序：停止軍備競賽，尤其是核武方面；與西方各國關係正常化、在合理的期間從阿富汗撤軍、尋求調解地區衝突、結束與中國的對立。我們一致認為，這些改變，一定要先從美國著手。美國是超級強權，以及西方世界的領頭羊，假使美國不點頭，任何改變東西方關係的嘗試都是徒勞無功。

一九八○年代初期，蘇聯與美國關係有兩個主要特徵：幾乎完全不存在互信；以及軍國主義在議程上佔據主導地位。而這兩個特徵在談判過程中所帶來的後果，只能勉強控制軍備競賽和談判各種武器的發展設立上限── 儘管這個上限高到不可思議。

蘇美兩國無法互信而加劇軍備競賽，軍備競賽又讓互信變得更低。想要擺脫在一九七○年至一九八○年兩國陷入的惡性循環簡直是難如登天。因此，在「改革重組」後，雙方有很長一段時間都以限武和裁武為首要核心議題。這些議題關乎到能否改善蘇美關係。

當時，我們希望在與美國總統的第一次峰會中，把我們主要議程上的所有問題「放到檯面上」。畢竟，兩國領袖已經六年不見了！雙方不知不覺已經累積太多問題與矛盾，有時僅僅是點小誤會，但若不當面會晤是不可能化解的。

會見雷根總統的必要性，對我和所有蘇聯領導人來說，都無庸置疑。我們也知道，雷根同樣期待這次峰會。但在美國的政權體制和其國內環境之下，有一些人千方百計阻撓蘇美峰會，甚至不惜在媒體上發布假新聞、或是恫嚇性的言詞。例如美國國防部長溫伯格──在阻撓蘇美峰會這一點上，他簡直可以說是熱心過頭。

即便我們已經議定峰會的日期和地點—— 日內瓦—— 但反對派人士仍不打算罷手。所幸雷根總統未被他們說服或挑撥成功，光就這點來說就是一個好兆頭。

不過細節是這樣：美國人透過外交渠道轉達，他們認為沒必要在談判有結果後，特別發表聯合聲明。據他們所說，聯合聲明基本上只是種表面修辭或善意說法，談判結果終歸需要簽署具體協議。如果協議簽不成，那麼兩國領袖相約碰面，相互了解也不失為美事一樁。

我們對此並無異議。為了峰會我們認真地準備，全盤研究要提出的立場與措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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