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台灣的產業討論,長期停留在一種自我催眠的語言中:半導體產業是否仍領先、AI晶片需求會不會下滑、海外設廠是不是必要之惡?這些看似務實的問題,其實是某種逃避,我們已不再正面回答一個殘酷的現實:台灣正在流失的,不只是某些產業的優勢,而是決定自己未來走向的主導權。
危機並非來自單一產業的成敗,而是整個體系是否還有能力修正錯誤路線。當政府反應遲鈍、能源政策搖擺、人才結構斷裂、資本配置錯位同時發生,即便有先進的技術、再有效率的企業,都只會被嵌入他國的產業藍圖,成為別人戰略的一部分,而非台灣自己的未來。
第一個明確警訊,來自全球AI競賽的結構性轉向。競爭已不是模型規模與參數數量的展示,而是進入「誰能最快把AI寫進制度、基礎設施與產業流程」的挑戰。價值核心正從硬體製造,移向系統架構、治理規則與實體場景的控制權,真正的勝負,發生在看不見的制度層。
台灣產業最大的障礙是被鎖定在硬體供應端。一旦無法參與AI系統設計與制度制定,毛利率與議價能力的流失將是結構性、不可逆的。
更深層風險是半導體產業外移的「質變」。海外設廠不只是風險分散,而是地緣政治與他國產業政策主導下的重組。該警惕的不是產能數字,而是研發方向、量產節點與供應鏈調度權,是否即將逐漸移出台灣。一旦決策權不再以台灣為中心,即便製程仍然領先,台灣也只會從產業中樞退化為高階代工基地,角色被定型後,幾乎沒有回頭路。
中國大陸科技產業升級,對台灣形成長期、持續的結構擠壓。在人工智慧、電動車、綠色能源、航空航天、晶片製造與通訊設備等領域,正在快速改寫全球市場的價格結構與競爭門檻。
對台灣而言,這並不是一次競爭失利,而是獲利結構被削薄、投資能力被逐步抽乾的過程。更殘酷的是,中國市場本身高度內捲,有市占不再等於有現金流,帳面成長,掩蓋的是利潤系統性消失。
被嚴重低估、卻最致命的其實是能源。AI資料中心、先進製程與高階製造的用電密度,早已突破過往產業經驗。在國際投資決策中,電力穩定性、碳排強度與政策可預期性,已是明確的必要條件。一旦台灣被貼上「技術可行,但能源不穩」的標籤,後果不是產業慢慢外移,而是直接被排除在國際投資名單之外,甚至連談判的資格都不存在。
全球貿易體系碎片化,將制度成本永久內生為企業的固定負擔。歐盟碳邊境關稅調整、全球最低稅負制、資安與資料規範已成新常態。若沒有集體化、平台化的制度支援,中小企業將率先倒下,產業空洞化從底層開始蔓延。更嚴重的問題是人才結構的隱性斷裂。台灣最短缺的並不是頂尖研究,而是能橫跨研發、量產與系統整合的中高階工程人才。
最後,資本市場的角色錯置,正在放大所有風險。長周期、慢回收的產業投資,無法與偏好短期績效與不動產配置的金融資本結構對接,結果是技術雖留在台灣,成長動能卻被迫外流。
問題不在於不知道風險,而在於沒有人願意為整體結果負責。行政院若仍自限於會議召集,而非路線裁決者,跨AI、能源、人才的結構問題,注定各自為政;國發會若繼續退化為計畫彙整單位,拿不出國家發展願景、長期投資路線與制度工具,其存在價值恐將被質疑;經濟部若無法回答哪些高用電、高附加價值產業仍應留在台灣,能源政策等同對投資發出撤退訊號;金管會若仍只自居風險管制者,而非資本結構設計者,金融與資本市場將繼續拖累產業升級。
即將跨過一個不可逆的臨界點,未來的問題不是台灣還剩下什麼優勢,而是我們是否早已失去替自己未來做選擇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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