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念大一的時候，和高中補習班同學一起約去基隆玩。她也約了同宿舍的大學同學一起。青春行程，一男三女，一路上就是沒什麼粉紅泡泡的新舊同學相聚打屁。也不確定我在這幾個小時做對了什麼，補習班同學的大學同學覺得我不錯，打鬧著說要介紹現在和我念同一所大學的高中同學給我認識。
什麼八股浮爛的方式。「當然好啊」，我說。
當我知道她的高中同學是念音樂系時，像中了賓果一樣地高興。但也只延續了八十七個小時。因為我深知自己不太可能可以高攀到那種高度的人。
我們通信了三個月。一封一封的手寫信，交給我同班的女同學，請她幫忙轉交給同宿舍某號房的張同學。信裡的我說我喜歡史汀，她寫她喜歡史勞斯基；我說喜歡莫文蔚，她說莫札特；我說黃舒駿，她說舒伯特。最後我們在陳昇的《擁擠的樂園》裡找到交集，才終於有天約好在校園的後門第一次見面。
張同學後來說她刻意在我們第一次見面的那天，穿得樸素且隨便。因為不想引起這是約會的錯覺。會約見面的原因，其實是我主動當工具人。「要去萬華找五百年沒見面的阿姨朋友啊？」我寫信問。「只有地址？沒關係，我可以騎車載妳過去慢慢找比較方便。」寫信約見面地點及時間，查厚厚一本的台北市地圖集，先找好是位於萬華的哪裡。沒有手機簡訊，沒有Google地圖的年代，我們也是這樣活下來了。就是電影《戀戀風塵》裡，阿遠陪阿雲去中華商場買鞋，然後摩托車被偷了的那個年代。
探訪過阿姨朋友家後，應該就是正戲上場的時間。我問了她要不要去什麼地方走走喝個東西吃個聽說中華商場裡超有名的胡椒餅或是附近的植物園妳去過了嗎。我像是個剛進了迪士尼樂園的小男孩，沒換氣地說了一大串要去這兒要去那兒。「不用，我們回學校吧。」機車後座的她說。「喔，好。」騎摩托車的我張開口回。正面迎來的強風，一直從我的口中灌入（對，那是還不用戴安全帽的不安全年代），卻怎麼感覺自己像是一只洩氣的氣球。
然後，我感覺到後座的她開始有點不規則的身體顫動。妳，還好嗎？我發現她似乎靠在我背上哭泣。是真的哭，不是只有掉眼淚的那種。「沒事吧？要不要，嗯，去植物園，走一走？」我笨拙地，沒招可出地，只會不斷重複我之前的問句。
上台北念大學後，這還是我第一次到建中對面的植物園。我們並肩走著，保持著比新冠疫情期間標準更高的社交安全距離。她說回憶起和阿姨朋友的過去，忍不住有感地哭了起來。真是不好意思，嚇到你了。沒有沒有，不要這樣說。我沒有認真回答。我心裡一直想著的是，我要好好保護這個好女孩。
回到學校，我們又回到各自的忙亂生活。偶爾寫一下信給她。在大一學期末暑假來臨前，她寫了一封信給我。說她還是很忙，最近有男朋友了。
後來，她說她真的找到她的幸福了。
喔，那是下個月再說的故事了。有人想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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