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助教是我在美國的第一份工作，生存之道當然是英文要好，尤其聽力要更好，還要運氣好旁邊坐著一位好心的同學，還有一位好教授也很重要。
大三暑假前，我自告奮勇去敲了陽明醫學院微生物科蔡文城主任的大門，成了我人生中最重大的轉折點。在蔡主任的實驗室當暑期工讀生，後來實驗結果寫成論文，在中華民國微生物學會年會發表，大學畢業後才有機會留在輔大生物系當兩年助教，也有了日後所有的故事。
開學後才知道不是那麼簡單
由於大學時的成績並不夠好，拿到四所研究所的入學許可，只有蒙大拿大學微生物研究所願意提供助教獎學金。當我向蔡教授辭行，他安撫我說：「拿助教獎學金頂多就是替教授改改作業和考題，沒什麼好擔心。」
1985年的初秋，開學後才知道不是那麼簡單。系上安排我和一位美國女助教南希一起擔任細菌學實驗課助教，在兩間相通的實驗教室帶課，每人各負責一間實驗室。南希已經當過一年助教，熟門熟路，而且實驗準備室有兩位多年經驗的大媽擔任全職技工，準備所有實驗用的細菌和器材，助教只負責上課，比起在輔大當全職助教時仍輕鬆很多。
來自夏威夷的中村教授（Dr. Nakamura）是世界知名的細菌學權威，當年剛退休，仍留在系上擔任兼任教授。他是第三代日裔，說著幽默風趣的流利英語卻是冷面笑將，即使教枯燥的細菌學，也說得如脫口秀引發全課堂大笑不斷，但他仍然滿臉嚴肅，最多偶爾嘴角微微一揚。
開學前的周六，他請我們到他的別墅喝下午茶。很誠懇又有點似笑非笑地斜著嘴角提醒我，「絕對不能和女學生談戀愛，連曖昧都不能有！」我心想：「我不是帥哥，更何況連英文都還說不清楚，怎麼可能會有豔遇。」
每次上課時，我們讓所有學生先聚在其中一間實驗室，花十幾分鐘講解實驗內容、步驟及注意事項等等，然後學生們各自回到自己的實驗桌，做實驗或用顯微鏡觀察。
第一次上課先由南希主講，我在旁邊觀察。隔周輪到我上台講解，三天前我就把所有可以想到的英文句子、問題和答案，全部寫下來，然後背起來。那天站在講台上，看著台下清一色白人學生，緊張得心臟快從嘴巴跳出來，滿頭大汗地講完背得滾瓜爛熟的課前解說，十分鐘好似十年，我也不確定他們到底聽懂了沒。
美國學生從小養成不懂就立刻舉手發問的習慣，每堂課舉手者此起彼落。面對這群多數是大二的學生，講話速度像機關槍，比ICRT的DJ說話速度至少快兩倍，我很有壓力。實驗開始後，有一位漂亮女生舉手發問，她說話的速度太快，我走到她的坐位旁，還是聽不懂她的問題，只好說：「對不起！」她用同樣的速度再問一次，我愈緊張就愈聽不懂，只好再說一次：「對不起！」沒想到她很不耐煩地擺擺手：「啊，算了！」
她的反應讓我面紅耳赤地愣在那裡不知所措，還好旁邊坐著一位叫喬伊的學生，轉頭把問題放慢速度再問一遍，我立刻聽懂，順利回答了她的問題。漸漸地，學生們也發現只要我聽懂，所有問題都難不倒我，對我也愈加友善。
那位喬伊比我還大幾歲，當時是在職進修，已結婚有兩個小孩，所以非常有耐心，也對我特別友善。他還請過我去他家吃飯，帶我到山裡用他的來福槍打靶，還讓我騎他的重機兜風。
這種事永遠輪不到我
出國前曾密集補習英文，但是聽力無法靠惡補進步，我就強迫自己隨時聽ICRT電台，反正聽不懂也不會影響作息。大約三個月後，第一個學季還沒結束，我就發現聽力愈來愈好，已經聽得懂收音機傳來的英文，無法在讀書時開著收音機，那會讓我分心。
第一學季結束後，拿到學生的評鑑表，南希對我說：「三十幾個學生只有一個負評，不要難過，這種學生的成績通常本來就不好。」那也是兩年裡得到的唯一負評。
第二年我成了老鳥，和我一起帶課的新研究生尼克沒有實務經驗，他那邊的學生有問題時常會過來叫我：「九里安，幫我看看。」我也更受老美學生的歡迎。
美國人上大學父母多半不幫忙，大學生靠學貸或打工付學費，記憶中極少碰過上課很混的學生，況且實驗課的分數沒有必要那麼嚴格，給分寬鬆且公平，可以少很多麻煩，也算是我領悟的訣竅。後來一位高大帥氣的美國研究生同學私下告訴我，有女學生暗示如果給她高分可以獻身，可是這種事永遠輪不到我。
1987年，透過蔡教授的安排，暑假替中村教授在台灣北中南三地安排了一系列的研習講座。儘管我無緣當他的門生，但一直保持聯繫，畢業多年後我還帶著妻回去拜訪他，寫此文時才注意到他在2003年因糖尿病過世，至今竟已整整二十年。
回想初到美國，語言造成生活上的壓力，人際間關係也充滿著挑戰，卻是人生中最充滿期望的日子。而今，這些只能回味的往事，記錄了那種興奮強壓過緊張的心情，點滴仍在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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