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翻譯史：殖民、國族與認同
主編：賴慈芸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學士，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碩士，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研究系博士。曾任出版社編輯，出版譯作超過五十種，包括《嘯風山莊》（Wuthering Heights）、《探索翻譯理論》（Exploring Translation Theories）、《愛麗絲鏡中奇遇》（Through the Looking-Glass）及童書、繪本多種。著有《譯難忘：遇見美好的老譯本》、《當古典遇到經典：文言格林童話選》、《譯者的養成：翻譯教學、評量與批評》、《翻譯偵探事務所》等書。長期為臺灣翻譯學學會理事，曾任《翻譯學研究集刊》及《編譯論叢》主編，研究論文見於各學術期刊。〈還我名字！──尋找譯者的真名〉一文曾獲「宋淇翻譯研究紀念論文獎」評判提名獎，《翻譯偵探事務所》一書則獲第42屆金鼎獎。現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學研究所教授。
作者：黃美娥、楊承淑、許俊雅、柳書琴、橫路啟子、陳宏淑、藍適齊、王惠珍、張綺容、單德興、王梅香、賴慈芸
（依文章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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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歷史與翻譯相始終，探索翻譯史就是在探索自己的定位。
臺灣初登世界舞臺，就是在大航海時代，島名「福爾摩沙」即為歐洲語言的音譯。臺灣歷史以移民和殖民為主軸，每一次不同民族的接觸自然都有翻譯活動。但翻譯研究在臺灣卻是新興領域，臺灣翻譯史的研究更是起步未久。
臺灣翻譯史歷經政權更迭、殖民、戒嚴種種政治力介入，長期的政治禁忌導致「誰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透過什麼語言、翻譯了什麼」這些基本的探問都尚未能獲得清楚完整的答案。但最困難的莫過於尋找譯者生平資料，許多譯作沒有署名，也有不少抄襲中國或香港譯作並冠上假名，更是增加研究上的困難。《臺灣翻譯史：殖民、國族與認同》多位作者努力尋求第一手資料，正是為了在歷史洪流中尋找譯者的身影。
透過歷史上的譯者，讓我們更了解這塊土地上種種文化系統的接觸、碰撞與發展，也讓我們更了解今天的自己從何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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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體」與「國體」：日本文學在日治時期臺灣漢語文言小說中的跨界行旅、文化翻譯與書寫錯置
/黃美娥
前言
回顧臺灣小說發展史，日治時代是主要的奠基時期，在此一階段，倘就臺灣文人創作而言，漢語文言小說最早出現，其後雖有漢語白話、日文作品，乃至臺灣話文小說的競爭與挑戰，但漢語文言小說卻始終占有一席之地。
不過關於漢語文言小說，早在大正時期「新舊文學論戰」乍起，張梗就曾發表〈討論舊小說的改革問題〉一文，對於漢語文言書寫的「舊小說」進行抨擊。他不僅貶抑這些多半刊登在新聞紙上的文言小說的價值，並指摘此類小說的書寫不外乎「妖精鬼怪」、「飛簷走壁」、「才子佳人」、「封王掛帥」，隱含高度「程式化」的通俗情節，或只是不斷重複志怪、武俠、言情、歷史類型的單調創作模式（張梗，1924）；然而，事實是，這些被視為通俗而不入流的「舊小說」，無論在遭逢張梗的強烈指責，或面對1920年代白話嚴肅小說的蔚然興起，在1930、1940年代的《三六九小報》，以及《風月》、《風月報》、《南方》等報刊中，依然還有另一波寫作的高潮在持續著。
且，如果吾人進一步重探這些時人眼中屬於「舊派」的漢語文言小說，將會驚訝發現，由於日治時代的臺灣正處於一個全球化下的新興文化場域，故這些以文言文為載體的小說，在寫作上不乏受到世界文學的刺激與影響，從而出現了「從東亞到西方」各式文本、文類、文化的跨界移植進入臺灣小說界的現象，最終甚至有了形形色色的生產與再製，而別具意義。例如：李逸濤改寫了朝鮮名著〈春香傳〉，魏清德〈還珠記〉針對英國柯南道爾〈綠玉冠探案〉予以改造（王品涵，2017，頁65-83）；而中國《西遊記》、《聊齋誌異》、《封神演義》諸書，在臺灣也有模擬續衍之作，如洪鐵濤〈新西遊記補〉、〈續聊齋〉系列，以及許丙丁〈小封神〉等（阮淑雅，2010）。當然，由於殖民統治之故，日本文學也被大量傳播來臺，卒而成為臺灣漢文小說的重要養分與淵源，箇中情形頗堪玩味。
針對上述臺灣漢語文言小說與世界文學的接觸現象，筆者過去曾經從「現代性」（modernity）的視角予以剖析，嘗試說明這些域外經驗的汲取，著實豐富了本地的文學命脈，尤其有利於臺灣小說「文學現代性」的建構與生成。而本文則擬在「跨文化研究」、「翻譯研究」方法論的啟發下，更進一步考察、挖掘臺灣與域外文學互動時所帶來的「關係性」，以及其間引發的抗拒、拉扯情形。換言之，本文意欲更深入描繪域外文學來到臺灣時，在不同跨文化/跨語際交流情境下，臺灣所衍生的文學/文化的美學/書寫交換政治（politics of exchange），進而凸顯出臺人自我表述與因應蛻變的歷史圖像。而在省思「從東亞到西方」各種不同文學來源的跨界現象中，此處所要特別玩味的是，「日本文學」在臺灣漢語文言小說的跨界行旅歷程，這是有感於一般在討論臺灣漢語文言小說時，極易發現其與中國文學的淵源關係，但往往忽略了日本文學帶來的刺激和影響面向。
細繹這段接觸史，其實早在日治初期便已開始，而除了由日本漢文人擔任日本文學傳播來臺的傳譯角色外，臺灣本地傳統文人亦是重要的仲介者；相關引介的作品，不僅有著名日籍漢文小說家菊池三溪、依田學海的漢文小說，尚有若干透過摘寫、改寫或譯寫方式進行，最終亦以漢語文言小說面目，呈現在臺灣報刊中的四十七義士、塚原左門、塚原卜傳等故事。由於這些日本文學作品，原來使用的文字包括日文與漢文兩種，因此當其跨界進入臺灣漢語文言小說場域時，日文的作品便首先面臨了從「非漢文」到「漢文」的「翻譯」問題；但，即使是同屬漢文的作品，臺、日之間共有的漢文「同文」接觸經驗，也會因為來源出自不同地域而存有交流之外的相互斡旋、磋商現象。以上二者，最後都成為深具「文化性」的跨文化/跨語際的特殊活動方式，甚至引發各式的語言/文化/國族/政治問題，顯現了彼此之間牽纏糾葛的文學/文化流動、位移與激撞狀態。正因為如此，聚焦於日、臺文學的跨文化互動，相較於其他域外文學，還多了一層「臺、日漢文關係」下的同文交混與角力面向，愈加耐人尋思；而這也正是本文題目之所以選擇了「漢語文言」小說，卻不含括「白話小說」的目的，唯其如此，才更能與日本「漢文」小說問題多相連繫、並存思考，進而與晚近深受重視的「東亞漢字圈」研究有所對話。
那麼，環繞在日治時期臺灣漢語文言小說場域所發生的日本文學的跨界行旅，究竟沿途會有何等風景？由於旅行牽涉空間位移，而有著文化接觸的關係性、流動性、交往性，乃至移轉、嫁接或殖民性，而翻譯活動也會綰結著國族認同的建構、意識型態的拉扯，以及語言表達的困境，為便於說明各種可能性與問題性，本文將從「文體」與「國體」的雙軌討論進行交相辯證，藉以闡述日本文學對於臺灣小說文類、文體知識生成形構，與書寫實踐的刺激影響，以及日本民族文化、國民性如何伴隨小說敘事結構進入臺灣，並將臺灣國民收編納入日本帝國的序列之內，顯現出文化翻譯的概念，化身成為帝國馴化政治技術的一環；此外，也將探討臺人面對日本漢文小說美學的接受反應，在迎合與抗拒之間，最終何以會出現「書寫錯置」的特殊創作姿態與心理癥狀？上述諸問題，皆是本文關注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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